茶叶入藏 “茶马古道”这条流动的血脉是怎样形成的?这必须从茶的兴起及传播说起。
据学者统计,全世界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380多种,中国即有15属,260多种,占三分之二强。
云南是公认的“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饮用茶并培植茶树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南糯山,至今仍长有千年的老茶树,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之一。据《普洱府志》载,云南一些少数民族最早在汉代就已栽培茶树了。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指的就是现今云南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其味苦中回甜,在当时就闻名于世。宋代在今普洱县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足见滇茶名重于天下。 作为茶叶原产地的云南向西冲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销售到西藏,其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唐代。
藏区藏族用茶有其独特风采。酥油茶是藏族人民离不开的主要饮料,因为他们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及乳制品,没有茶不行,早、午、晚必定要三四碗酥油茶下肚方觉舒服有劲。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便是将砖茶弄下一块放入锅中,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汁倒进酥油茶筒,再加入酥油、盐及其它香料,使一“搅棒”在茶筒中上下抽动,使其“水乳交融”,然后用一竹篱子滤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喝后能产生大量的热量,并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构成了高原藏族人民的一大文化特色。藏区的酥油茶香醇可口,沁人心脾,它作为茶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让人永世不忘。 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喜爱喝茶,也不管他们如何喝茶,都远远不及藏族人民对茶叶的渴求。随着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东发展的一支到达喜马拉雅山南麓、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据藏族典籍载,他们当时已经获得许多中华内地的名茶。茶叶一经传入西藏,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顿使它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的生活必需品,上至王公贵人,下至庶民百姓,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竟相争求。于是,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 在传入西藏的茶叶中,云南特产的大叶普洱茶,由于茶香浓郁,回味无穷,打出酥油茶来特别香醇,而且颜色极好,所以受到藏族人民的特别喜爱。1931年,曾在西双版纳从政并经营茶叶生意的李拂一先生在《西藏与车里之茶业贸易》一文中说:“我记得有人这样说过:西藏所需茶叶,自来都是由川输入,近来被印度茶将销场夺去了。其实这种茶是由车里、猛海运去之普洱茶,真正印度产之茶叶,藏人是不欢迎的。”车里即今西双版纳勐海县。 云南普洱茶的制作,一般是将茶叶采摘回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然后用锅把青叶炒至凋萎,然后倒在簸箕中反复揉搓成条,再在日光下曝晒,或用火焙干,这样就成了粗制茶,也叫做散茶。 在过去,茶庄将各个茶农的粗制散茶购入后,挑选加工,分别制造成圆形茶饼或方形茶砖。圆形茶饼称为圆茶,也叫紧茶、七子茶或筒茶,每饼圆圆的像个盘子,直径半尺左右,这样七饼茶为一筒,包上笋叶,用竹篾捆扎结实,印上“普洱贡茶某某号监制”的字样,是为筒茶。24筒为一担,约合现在的120市斤,然后分装成两箩,便于马驮。老茶带梗剁细蒸软,压成茶砖,只用于销往藏族聚居区。因为老茶根本无法冲泡茶水喝,却是打酥油茶的上好茶叶。不管筒茶砖茶,都深受藏民喜爱,于是,滇藏茶马古道就日益繁忙起来。 据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一年(1661年)三月,“北胜(云南丽江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儿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可见藏族对滇茶的需要是多么迫切。从道光至光绪初年,是云南普洱茶生产的一个极盛时期,仅西双版纳六大茶山的最高年产就达到八万担。而到了顺治十八年(1666年),云南销西藏的茶叶就达三万担。 进入民国后,滇茶藏销也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据谭方之《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冬春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中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成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今云南德钦),以至滇西北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又据1933年云南民众教育馆编印的《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记载:“云南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以茶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所以云南的十万驮粗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 在近现代茶马古道兴盛的早期,大约在1930年代以前,丽江的地主兼商人就以村寨为单位组成逗凑马帮,每年形成几千匹骡马的运力,自己前往滇南的茶山采购茶叶,运回丽江以后再贩运到西康和西藏。当时他们把这种生意叫做“走茶山”或“赶茶山”。后来,腾冲帮的“茂恒”、“元春茂”、喜洲帮的“永昌祥”等等大商帮在大理下关等地开垦茶园,自己制茶并自办运输,垄断了茶叶货源,丽江人才没有了走茶山的。前一段茶马古道的生意断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生意不做,而是像跑接力赛一样,就近在丽江采购别的商号马帮运来的茶叶,大规模走进西藏,将它们运到更遥远的别人难以到达的藏区。 在茶马古道上,最大宗最好卖的货物当然就是茶叶,那边的喇嘛寺一打酥油茶就是大锅大锅的,一天从早喝到晚,茶的消耗量特别大。有些喇嘛寺动辄几千人,一天不知要喝掉多少茶?据说茶叶醒脑安神,有助于喇嘛们念经修炼。所以茶叶最大的买主就是喇嘛寺。 就是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茶叶,造就了一条道路,塑造了这条路上丰富多彩的文化。 响亮的马帮 马帮拉成一条直线逶迤盘桓在山路上,挂在骡马脖颈上的铜铃随着骡马的迈步而有节奏地叮当作响,宁静的山间回荡着清脆、悠远的铃声。马蹄铁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则沉闷而厚重。这铃声和马蹄的得得声几乎就是茶马古道的标识。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别的商路像这样走的全是马帮。马帮们那种长期在野外风餐露宿的生存方式,赋予了他们浪漫而传奇的色彩。 在马帮活跃的年代,云南的商号与马帮之间已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商业关系。
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已故谭其骧先生认为,在明代末年,崇桢削减裁撤官方驿站甚至成了明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清末到民国初期,云南官办驿运的衰落大体已成定局,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 在这一时期,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有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头。在一些小范围区域之间,更有无数小马帮营建起蛛网般的运输线,将物资的运输交流几乎覆盖到每一个村寨。于是,马帮形成为有特定组织形式和营运管理制度,以及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方法的专业化运输集团,有人甚至将一些规模庞大的马帮称为“马帮托拉斯”。 一队马帮一般来说由“锅头”、赶马人和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地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马帮中赶马人所使用的骡马,有的属于商号所有,由锅头经营管理,有的是锅头所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赶马人就纯粹是雇工了;但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赶马人是自带骡马入伙,加入到马帮中,这样他们就兼有了雇工和股东的两重身份,同时赚有属于他们的两份收入:一份工钱,一份红利。 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有些马锅头在搞运输发了财以后,也将资金用于兼营工商业,形成了自产、自运、自销的经营方式,虽然规模无法与大商号相比,但与那些家大业大、专业化、商团化的马帮一起,对云南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茶马古道一线,早在清代,丽江纳西族李悦、杨永蠼、李鸿旭、杨恺(开)、王树桐、李继斋、赖耀彩、李鸿芬、和瑛、周景汤、杨子祥、李达三、杨崇兴等人的商号和马帮就已经形成规模,资本都在云南半开万元以上,有的多达五、六十万元之巨。抗日战争时期,丽江的大小商户计有1200多家,有的还将商号开设至下关、昆明、中甸、德钦、康定、成都、昌都、拉萨、缅甸、新加坡、尼泊尔、加尔各答、苏门答腊等地。他们的马帮就将这些商业线路联接了起来。 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头骡身上就插有自家的旗帜,人们望之即知道是某某家的马帮。行走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大多属于这种家族式的马帮组织。 马帮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凑逗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一、两匹骡马或三、五匹,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马匹,同时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为负责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业务,到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这样的马帮一般无法跑像茶马古道这样漫长的线路,主要接受一些季节性的,短期短途的运输工作。 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这种马帮没有固定的组织,相互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规矩和责任,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共同搭伙,形成了临时组合的马帮,然后推举一个负责人为锅头,走完这一趟生意就散伙。 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候也会搅合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
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于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督”)。马脚子们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了赶马的路。走西藏草地虽然很艰苦,但毕竟还找得到一点钱,那总比在地里什么都刨不出来强,况且有些人连自己的地都没有。于是许多人就穿起马褂,抬起脚板,走上茶马古道几千里漫长的路途。在当时,赶马人可以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就是些没有其它能力,只是出卖苦力的人。 马脚子必须听从马锅头的指挥,马锅头就是他们的“头儿”,是一队马帮的核心,他负责各种采买开销,联系事情,甚至在野外开梢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分饭分菜。赶马人只是马锅头雇用的小工。但马锅头与马脚子之间并不单纯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马锅头,尤其是一些小马帮的锅头,大多是自己参加赶马帮的劳动者,与众多赶马人同吃一锅饭。马锅头的名称也就由此而来。有的赶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挣到一些钱,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上路时将自己的骡马加入马帮,赚取自己的一份运费;如果再有一些本钱,更可以备上一些货物驮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商业利润。这样发展下去,不少马脚子后来成了小马锅头或小老板。 赶马人一般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在一起就结成了马帮。 马脚子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而又轮流着做,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首先,要懂天时地利,也就是说,要会看天气变化,要会选路,还要会选宿营的地方,同时还要通各民族语言;其次,要识骡马的性情;第三,要会各种马帮生活的技能,诸如支帐做饭,砍柴生火,上驮下驮,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也正由于此,一个马帮的马脚子也有换的时候,遇到懒散的,就会不用他;反过来也一样,马脚子对自己在这个马帮里的待遇不满,也可以跑到别的马帮去。这种人员的自由组合,无疑也提高了马帮工作的效率。 从古到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意人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就是重利轻义的家伙,但据我所知,在马帮里,尤其是在滇、藏马帮里,很少这样的人。走西藏雪域的马帮,由于他们特殊的经历,往往造就了他们重义气,讲信用的品格,也锻炼了他们很能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同时也是探险家,是必须凭自己的智慧、胆识、品格和能力等等才能生存的人。在茶马道上,很少有投机取巧的可能,更不可能瞎混日子。一切都需要真本事。 就是这些马帮,千百年来贯穿起了茶马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