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餐”式音乐教材的形式和规模 美国音乐教材的形式和规模,气派而庞大。例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由著名音乐教材出版社出版的《分享音乐》(迈克格罗·西尔出版)、《音乐世界》、《音乐的联系》和《做音乐》(西尔佛·伯德特·金出版)等教材,一般都包括:教师用书;教师资料;学生用书;专项用书(如歌唱分册、器乐或奥尔夫乐器分册、竖笛分册、视唱与读谱分册、律动分册);教学辅助工具(如表示曲式的投影胶片等);多媒体声像材料。[23] 为教师编写的教学材料 教材,是用于教学过程的一揽子材料,而不仅仅是学生用书。使音乐教师能够便利地运用教材,是美国音乐教材考虑的焦点之一。凡是音乐教材,必有经过专家之手精心实验和设计而成的辅助材料和工具,供教师使用,以免去低水平重复劳动。《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出台之后,为了贯彻标准的理念和目标,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与《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相适应的教学策略,按照年级的分段以及各个不同的音乐科目编纂成册,供教师使用。[24]这些教学策略设计得很细,每项策略都是与《标准》逐条对照写成的,不失为落实标准的得力措施。 结语 16年前,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期间与该校课程专家威廉教授讨论美国20世纪教育改革问题时,她强调,20世纪美国教育改革依靠的首先是课程的思想基础支持,缺乏具备说服力的课程理论和学习理论的改革,难以被称为改革。这些话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反思美国音乐教材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影响力较大的音乐教材的发展,都有赖于联系现实的教育改革宗旨而形成的明确的理论。美国的学校音乐教材,基本上沿着美国教育改革大潮的观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体现着音乐教育界自身对音乐教育性质、价值、使命、目标、内容、过程和方法的理解。 从课程理论的角度,美国音乐教材的思想基础总体上涵盖了课程原理的基本范畴,这些教材努力体现教育外部诸因素对音乐教育的制约和要求,包括社会的文化、政治、民族和科技对音乐教育的影响;这些教材又体现着教育内部诸因素对音乐教育的制约和要求,包括音乐学科的传承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从学习理论的角度,美国音乐教材在应用和研究学生音乐发展和学习的规律方面是主动并有一定作为的。另外,令人满意的教材需要时间和智慧的大量投入。还有,美国音乐教材的编写人员的构成,向来包括音乐教师、音乐专家、课程专家、与音乐教育相关的心理学、哲学或美学专家、技术支持人员、视觉艺术专家等方面的人物,以保证教材的编写的多维度视角。而且,音乐教材的出版者往往宣称,他们首先是音乐教师,其次才是出版商。 要注意的是,以上所说是美国音乐课程和教材的总体结论。具体的教材或课程总是倾向于一种或多种特点:或突出时尚的学习理论和课程理论;或重在学生的独创性的培养;或强调音乐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或扩展教育的多元文化视角;或维护经典音乐艺术品的权威;或力图体现音乐的审美价值与情感意义;或积极运用现代科技;在教材的形式、结构等方面,尽可能周到地考虑教师和学生的教学需求,力图使教材便于教学,等等。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笔者要再次强调,美国的学校音乐课程和教材在处理上述各种因素的平衡的同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对音乐学科本身的重视程度没有丝毫的削弱,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音乐概念、技能是音乐教育者追求的基本要点,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的副标题鲜明地表述了这一最基本的立场:“每个年轻美国人在艺术中应该知道和能够做什么”——传统的“双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这里表达得清清楚楚。直白地说:音乐课,最终要教音乐,学音乐。 结合我国音乐和艺术的课程标准以及教材编写的实际,笔者认为,对我们在素质教育大旗下进行音乐教育改革所提出并试图付诸实践的一些观点,须持积极而稳妥的态度和措施。这里仅提两个要点,其一是学科与发展的关系,其二是教材建设的理论支持。 在课程的社会、学科价值和儿童价值孰轻孰重的取向问题上,教育改革的历史曾经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偏颇教训,而且不同国家也发生过相近的情况。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推翻了传统教育的社会、学科本位论,然而过分的儿童本位论最终被要素主义取代。在中国,“文革”否定17年教育,造成教育的浩劫,而恢复重点学校,理直气壮抓智育,又使我们的教育走向应试模式。于是,推进素质教育成为大家的共识。例如,要求在课程改革中淡化学科的逻辑,强化学生的经验。这种导向,总体来说是恰当的。不过,音乐学科在中国学校的处境向来与应试教育的先锋学科数、理、化、语文、外语不同。笔者的基本评价是,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无论是从学科本身的学术价值、逻辑体系的角度,还是从音乐促进年轻一代全面发展的非音乐的功能价值的角度,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个正常的学科在学校应有的地位——不论是认识上的还是行动上的。笔者的意见是,目前,音乐教育改革应该成熟地处理“淡化学科”和发展儿童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倡导相辅相成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防止以片面牺牲音乐学科的学习和传承作为代价。这一点,要慎之又慎。因为,音乐教育毕竟是靠音乐来实现的。 多年来,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的音乐教材研制在主动吸取有益的教育的和有关的理论支持方面,力度尚不充分。回顾我国其他学科的教材及教学,情形则不同:早在20多年前,受机器教学的程序思想和个体化学习的启发,产生了以自学为主的数学教改模式,即适应个体差异并重在学会学习的小步子、快进度的教学法和教材;基于早期经验观点和语文学习的规律,语文的集中识字、提前阅读也是十分有益的尝试;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语言学界走向语用学的学术背景下,外语教材和教法逐渐强调语言的交流功能,从听说起步学习外语;在认知主义心理学导向下,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和先行组织者的学习理论,布鲁纳的学科结构思想,赞科夫的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的实验成果,催生了一大批促进学生在理解的前提下进行学习的各科教材,尤其是地方教材;基于内隐记忆及其功能的原理,语文教学界目前显然酝酿着对中国传统读书方法之合理成分的反思,等等。强调理论支持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教学实践对理论的附和,而是要吸取理论的合理成分。笔者在若干年前第一次见到沿海版音乐教材时,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贯穿其中的结构主义的浓厚气息,向编者雷雨声先生和杨余燕女士讨教,了解到作者在编写之前对学习、课程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做过大量的研究。古往今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留给我们可用和有价值的东西是丰富的,如果更多地、主动地探索和应用国内外有益的理论,音乐教材的编写和实施就会得到更佳的效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全日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C.V. Palisca: Music in our school: A search for improvement, Report of the Yale Seminar. USOE 33033, Bulletin, 1964. [3]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3),上海教育出版社,第65页至第104页。 [4] R. B. Thomas: MMCP Synthesis, Americole, 1979. [5] Jerome Bruner: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6] 同[5]p.33. [7] 同[5]pp.23-26.[8]同[5] Preface, Ⅷ-Ⅸ, 1977. [9] 同[4],序言。 [10] A. A. Schwadron: 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 The foundation for college education in music, MENC, 1965. 另参见刘沛编著:《美国音乐教育概况》,上海教育出版社,第55页至59页。 [11] Marie McCarthy & J. S. Goble: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 Changing times,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September 2002, pp.19-20. [12] 例如:Abraham A. Schwadron: Aesthetics: Dimensions for music education, MENC, 1967; Bennett Reimer: 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Prentice Hall, 1970.该书第三版增加了副标题:Advancing the vision(视野的提升),即将出版。 [13] 同[11]p.23. [14] B. Reimer: Facing the risk of the “Mozart Effect”, Music Educators Journal, July, 1999. 或参见刘沛:脑科学:21世纪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基石,《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3期。 [15] 艾伯利斯等著(刘沛主译):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新疆大学出版社,第271页。 [16] Edwin E. Gordon & David G. Woods: Jump right in: The music curriculum. GIA Publications Inc. [17] E. E. Gordon: Musical aptitude profile, Houghton Mifflin, 1965; Primary measures of musical audiation, GIA Publications, 1979; Intermediate measures of musical audiation, GIA Publications, 1982; Iowa tests of music literacy, The University of Iowa, 1970;The psychology of music teaching, Prentice-Hall, 1971; Preparatory audiation, audition and music learning theory: A handbook of a comprehensive music learning sequence, GIA publications, in preparation. [18] R. M. Gagné: 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2nd edition, Holt, Rinehart & Winston, Inc., 1970. [19] 刘沛:音乐教学策略九讲,《音乐知识手册(第四集)》(薛良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283页至第287页。 [20][21] MENC: 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 What every young American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 in the arts, MENC, 1994. 译文见(刘沛译)《中国音乐教育》1998年第2-3期;《中国美术教育》1998年第5期至1999年第4期;《舞蹈》1999年第2-3期,以及2002年第2期至第6期(转摘)。 [22] C. E. Spearman: How will societ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affect the teaching of music? Vision 2020: The Housewright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of music education, MENC, 2000. 该文在提到美国人口的民族成分变化时指出,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孩子在长大后完全可以看到,亚裔、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将成为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p.156. [23] Share Music, McGraw Hill; Would of Music, Silver Burdett Ginn; Music Connection, Silver Burdett Ginn. 该社称:“《音乐的联系》是全美的No.1音乐方案,不信,请您自己看一看”; Making Music, Silver Burdett Ginn, 2002. [24] C. A. Lindeman (ed):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series, MENC.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征集和编纂出版的音乐教学策略系列丛书,按照年段和音乐科目分类,共有14本,全美有上千名音乐教师参与了此项工程的设计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沛(1952年5月—— ),男,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北京 100084)。 本文在《中国音乐》2003年第1期 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