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保守派中的新政治激进主义
描述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宗教右翼”的耀眼表现及影响的文章连篇累牍，像本文这样一篇短文，无法充分探寻过去20年中它的崛起及其在共和党内不断增长的影响。由于这些事件既是最近发生的又是党派性的，因此目前对此尚无一种一致接受的解释。但是，这里有一些初步的说明。 编辑兼评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整理，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为中心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兴，结果是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于1964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第二个阶段是“新保守主义冲击的影响”，它同样是以一本新杂志《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克里斯托尔编）的出现为标志。第三个阶段是“近几十年所出现的以宗教为基础、关注道德的政治保守主义”。他对其发端进行了如下概括： 可以这样说，有那么一天，数百万美国基督徒（其中大多数碰巧是民主党人）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学校中处于孤立无援和软弱无力的地位。他们当然地希望把子女培养成行为端庄的基督徒，但却发现他们的家长权威已经被一 种现在正主宰我们的公共教育制度和大众文化的好斗的、世俗的自由主义所推翻并篡夺。他们观察中学，看到的是同性恋组织能够自由地把宣传品分发给学生，而宗教组织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看到最高法院禁止在教室墙壁上张贴《十戒》，而避孕套却在分发给青少年。于是，他们造反了，做了他们惟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这样，在美国政治和美国人的生活中，已经开始了一场大变革。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彼得·伯杰（Peter Berger）教授说道：“数量众多的福音派选民自‘禁酒运动’失败以来在政治上大多保持缄默，但他们觉察到自己最珍视的信仰和价值观受到严重侵犯时便开始觉醒了。”他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两项裁决为重要例证：禁止在公立学校举行祈祷（1962年）和允许堕胎（1972年）。 基督教联合会（Christian Coalition）前主席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这样说道：“70年代末，民主党积极分子的基本观念与教徒选民的社会保守观念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了。”里德认为，最高法院1973年使堕胎合法化的裁决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最大的诱因”是卡特政府试图要求基督教及教区学校证明它们的建立并不是为了“维护种族隔离”，以维持其免税地位。“对保守的福音派教徒来说，这无异于向他们的学校、宗教、及其子女宣战。比其他任何一个事件更甚，国内收入署反基督教学校的行动点燃了后来被称为宗教右翼运动的导火索。” 人口结构及阶级因素也是诱因。莱曼·A. 凯尔斯泰特（Lyman A. Kellstedt）、约翰·C. 格林（John C.Green）、詹姆斯·L. 古思（James L. Guth）和科尔温·E. 史密斯（Corwin E. Smith）四位政治学教授评论1992年大选结果时探讨了作为这一新趋势基础的，美国社会中具有世俗性的，“一系列缓慢但却逐渐发展的变化”。这四位学者引述传统教会新教教徒人员的减少、他们的“文化霸主地位”的衰落，及福音派和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选票脱离民主党的事实作为例证。伯奇（Berge）教授指出，一项精确的分析必须承认“阶级动力”，即“高度世俗化的精英文化与宗教性大众文化的对立”。他指出，堕胎问题提供了一个判定标准。“那些属于精英文化圈的人‘重选择’，而文化上不被认可的人则倾向于‘重生命’。” 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iginia）的“后现代”研究课题衡量了“基督教右翼”的规模，将其定义为“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积极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运动”，这一定义也许过于狭窄。福音派基督徒人数约为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和政治活跃分子（基督教右翼）的人数不超过美国总人口的5%，仅代表着全部福音派教徒的五分之一。根据他们的调查，同美国总人口相比，基督教右翼有着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在这个运动中所代表的人数比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实际人数要多，其中包括妇女、南方人、白人、生育高峰期一代人，以及乡村和小城镇居民。他们受良好教育的程度高于其人口比例，有很好的收入，并来自于职业阶层。他们中78%是共和党人。” 在宗教联盟的联合中，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事件是一群基督教重要领导人的《福音派教徒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的声明的发表。其中题为《我们一起奋斗》一节，提供了一个表达新宗教保守派思想的思维主题和政治问题的简要阐述。声明签署者呼唤“公民社会的正常秩序”，声称“政治、法律和文化必须由道德真理来保障”，并用《独立宣言》中的话语表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须由宗教来保障”。 这项声明对如下问题作出了强有力的承诺：支持宗教自由；保证对胎儿免遭堕胎提供法律保护；支持“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传播给后代”的学校和对“西方文化”的重新肯定；支持父母对教育的选择；支持跨宗教、种族、种族地位、性别和阶级的相互接受和理解的复兴精神；支持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它反对“那些利用弱者的安乐死、优生、人口控制的倡议”，反对在美国社会中广泛传播色情文学，反对“娱乐传媒对暴力、性邪恶及反宗教的偏执行为的歌颂”。 凯尔斯泰特、格林、古恩和施密特基于他们对1992年选举结果报告的分析，作出预言：“……目前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如在堕胎问题上的争论，不是暂时的异常现象，而是‘传统价值观’议程对抗‘个人自由’议程的未来政治的本质”……这些争论涉及许多相关的问题，如妇女权利、计划生育、性教育、同性恋者权利，以及对色情文学的管制，并且很容易扩大到更宽泛的议题上去，如家庭政策、健康保险、公立学校的课程设置、就业惯例以及政府的艺术基金。更重要的是，这些政治议程最终会与税收、商业管制和自由贸易等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最后，和其中一个联盟有密切关系的选民将会按照他们优先的文化忠诚来解释变化中的经济状况。 佛罗里达大学的肯尼思·沃尔德教授，对把参加者维护自身利益解释为运动起源的几种说法提出了挑战。 沃尔德说，本世纪美国社会中的许多变化被福音派基督徒说成是“精神污染”。他们将禁止校园祈祷视为“政府对宗教的攻击”。他们认为，男女在工作场所及家庭中的平等是“对上帝的反叛”；堕胎合法化及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是对道德秩序的严重侵犯”。为“恢复传统文化或抵抗进一步的堕落”福音派教徒采取了政治行动。 沃尔德说，福音派教徒的这种骚动发生在美国南部及其教会正走向繁荣、并获得新的资源之时。因1974和1976年政治上的失败而懊恼的共和党领袖寻求为该党赢得更多的选票时，他们选中了福音派的这些明星，鼓励他们建立新的组织，并且“把组织技能、邮寄名单、政治信息以及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资源提供给那些认同共和党理想的福音教领袖们”。 许多有关这种新的、在政治上过分自信的宗教保守主义的评论已经在公开反对宗教对美国政治的新干预， 但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不得不有选择地评价这一异议。正如迈克尔·诺瓦克在前面所指出的，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宗教界人士一直在表达他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美国人对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牧师表示敬意，是基于他们对国家道德的影响及其在民权运动中的参与。著名的福音派领袖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牧师和纽约大主教约翰·卡迪纳尔·奥康纳（John Cardinal O’Connor）有不同的事业，但他们渴望有同样的影响。 天主教主教会议定期在国会作证，并且支持开明的福利计划。如果南方浸礼会（Southern Baptist）或摩门教（Mormons）表达更加保守的观点，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弗吉尼亚政界人士莫顿·布莱克韦尔（Morton Blackwell）审慎的评价看来难以反驳，他说：“政治自由并不依赖动机。当一个人严肃地对待其宗教信仰并以此为动机积极投身政治时，就没有理由对他进行谴责。那些不赞同他的人可以自由地建立组织从事对立的政治事业。” 外国人的观念：
世俗的和物质主义的美国人
为什么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及其对美国社会的众多影响在国外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呢？这里可以提供一些原因： 第一，信仰是一个内在化的个人的事务。鉴于政教分离原则及出于不希望冒犯那些有着不同信仰的人的考虑，人们不会频繁地公开申明自己的信仰。因此，宗教信仰不像社会其他事务那样显而易见。 第二， 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场所在美国社会中受到限制。学者们在讨论将宗教从“公共广场”中排除的问题。 学校的变化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进程。1950年代中期，许多美国学校把《十戒》贴在布告栏上。各地学校每天上学伊始都要祷告或诵读《圣经》（通常是《旧约全书》，这在基督教和犹太教学校较为普遍）。中学毕业典礼等公共活动无一例外地以祷告开始。1954年，美国国会改变了每个授课日开始时“宣誓忠于国旗”的誓词。议员们修改了“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誓词，使孩子们能够重复《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中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背诵“在上帝的庇护下，一个国家，不可分割”。 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除“宣誓忠诚”中增加的这两个字之外，所有这些公共场合的举止都被最高法院的裁决所禁止，以确保政教分离。 第三，在海外，展示和介绍美国文化的主要是传播业。其他国家的人主要是从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中获得有关美国的知识的。这些媒体传播美国社会的概念。 前面指出，美国人在周末上教堂的人数比观看体育比赛的人要多。但体育消息却占据了每天报纸的4至6个版面，而有关宗教的报道每周也许只有一页。 一项研究发现，1993-1996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及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新闻时间”栏目所播出的7.2万条晚间新闻中，宗教新闻只占1.3%。 而在10.4万条早间新闻中， 仅有0.8%涉及宗教。 苏珊·费格雷·奥斯蒙德（Susan Fegley Osmond）是《世界与我》（World and I ）杂志的文艺问题编辑，她在谈到传媒如何报道文艺作品时指出，“主流艺术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众多追求某种精神的艺术家，或者没有报道这些艺术家的这种富有特色的追求……” 当然，罪恶比虔诚更能促成激动人心的新闻和戏剧性事件。美国广播公司“夜线”（Nightline）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评论全球通讯中的新闻部门时说：“《十戒》和我们卑污的本能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新闻提供了每日的素材。如果没有对《十戒》从第五到第十条的亵渎，我们的信息传播和娱乐业将会出现一个多么大而广阔的真空啊！” 可以这样说，美国社会的宗教状况并没有被报纸、广播、电视及电影充分反映出来。 一些人则走得更远，断言传媒对宗教价值观持有敌意或漠不关心。并非是保守主义者的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不仅是敌意的问题，还是漠不关心、无知和视而不见……而当教士及其信徒们真的出现在通俗文化中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形象被歪曲了的神父、搞阴谋的电视传道者、乡巴佬式的和品行不端的基要主义者的大杂烩。” 另一些人指出了精英价值观和其他美国人信仰的不相吻合之处。一项由弗吉 尼亚大学“后现代”课题组在1996年进行的研究指出：“社会精英最反对那些带有‘传统的’、‘保守的’和‘基督教的’字眼的社会组织。”此外，他们还“怀疑传统的中产阶级道德观，如果不是蔑视的话。”并且“很可能把诸如看色情作品、吸大麻、抽烟、喝酒、婚前性行为、搞同性恋，以及支持或参与同性恋婚姻等行为视为道德上的麻木不仁。” 社会及政治变革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所提供的统计数字证实了美国社会在通讯部门工作的人士相对而言对宗教不那么虔诚。在电影、电视及新闻传媒界工作的美国人分别只有4%、4%和9%的人每周去一次教堂。这与其他职业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如，美军军官中有46%的人，美国商界人士中有35%的人每周都做礼拜。这说明美国传媒所反映出的是在这一领域工作的那些人的价值观，而不是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所有这些都是有争议的。但是，宗教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并没有在海外广泛流行的文化形式中充分显示出来，这个结论是不会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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