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概况

心诚则灵

當我們將問題視為自然時，教育改革的努力較可能成功?

處理得當的敵人乃是消極、否定、逃避、守舊、及怕「過度急進」。良好的處置乃是積極、肯定、創新。在必要時，它直接指向問題根源。?

我們無法因被規勸而處置良好。居於改革難題的解決關鍵的「深入處理」(Deep Coping)只有在下列情況下較有可能：當學校致力建立明晰的共同發展方向時，及他們創立一個主動的處理結構(如協調小組或執行小組)，可以穩定而又主動的追綜問題，並監督處理的結果。此種結構因授權而受益，帶來較多資源以承擔問題，並為專注之改變保存力量。簡言之，能在不斷致力改進之時以正面態度追求問題，乃是一種可以造成不同的績效。?

四、

改變需要許多資源(Change is resource-hungry.)

就算是中型學校一年也要為薪水、維護費及材料花上百萬美元。那也只能讓學校保持現狀而非改變它們。改變需要額外的資源，以供訓練、職務代理、新材料、新空間、以及最重要的時間。改變之所以需要許多資源，乃在改變的實質內涵如發展複雜問題的解決之道、學習新技能、達到新見識等，都需要在本已負荷過重的社會環境中達成。此種重要的個人及集體發展當然需要新資源。

我們分析了過去十年來有關改變的研究和實踐的問題，達成「時間為重要問題」的結論。最近，Louis和Miles有關都市高中的調查，發現進行全校性改革的校長每年平均要為改變的管理花費七十天，那代表行政人員一年中百分之卅二的時間。參與最多的老師每年要為改革花廿三天(或百分之十三)。由於我們在改變學校，因此這些額外負擔是在預期中的。

但時間就是精力。唯有在透過規定提供時間，或重新設計時間表，給予改變的額外的工作運作的空間，使得改變所需的額外精力符合需求，才有可能成功。

時間也是金錢。Louis和Miles發現大都市高中的重要改變，每年約需投資五至十萬美元。他們也發現，有些學校花費五倍於此，而仍成效不彰。關鍵似乎在於到底錢只是直接花在新工作及昂貴的設備，或者花費在建立基層容量(local capacity-building)(取得外在協助、訓練訓練人員、設法取得額外經費等)。無論如何，某種最低限度的經費總是需要的。

協助本身可能就是改變的主要資源。它可能包括訓練、諮詢、教導、協調及建立容量。許多研究都認為，對學校的良好協助很有助益，可以維持多年，就近反應地方需要，並集中力量建立基層容量。Louis和Miles發現改革要成功，最少要有每年卅天的外在協助，而內部協助則應較此為多。

我們也可以考慮教育的「內容資源」(content resources)──諸如有效能學校(Effective)，為理解而教學，及以學校為基礎的管理等──可以對改變提供指引與能量。此外，還有諸如支持、許諾、影響、及權力等心理社會資源(psychosocial resources)。我們假定這些都具有彈性，但都為成功所不可或缺。

改變工作之進行，不僅應注意資源，更應注意資源之取得。所應採取的行動，包括審視學校及其環境所有之資源，用以配合既存之需要；取得資源(購買、談判或白拿)；針對現況作較佳調整；透過時間表之改變及其他調整而創造時間；以及經由諸如執行小組、協調委員會、及地方訓練幹部等結構之規晝，來建立基層辦事的能力。

我們必須正視經費的需要，戒絕自我陶醉，才能做好資源取得的工作。最重要的，我們必須有意願去發明，並突破陳規，以便搜羅修正我們的資源。(我們想起，有個校長把要用於暖氣系統的經費，挪去用在急需的油漆和修繕，他說：「我知道的，如果汽鍋壞了，他們總是會來修的。」)此一立場乃是穩定有力地尋求，並審慎使用任何改變所需的額外資源。要求協助並尋求其他資源，乃是力量而非弱點的表徵。

五、

改變需要權力加以管理(Change requires the power to manage it.)

改變之創始，不會自動生效，它們需以實質的努力，以奉獻於諸如監督執行、讓每個人知道事情的進展、聯結多重改變的計畫(多數學校均屬此型) 、找出未解決的問題、並以明確的對策加以解決。在Louis和Miles的研究中，此種努力在成功改變的學校中發生的次數，要比未改變的學校高十倍。

改變的成功管理，有一些基本的要素。?

第一，改變的管理如由不同角色組成的團體(cross-role group)(如，教師、學科主任、行政人員及──通常是──學生和家長)來推動，效果最佳。在此種團體中，不同的語言互相衝擊，有更多的學習發生，而改變也被實際的加以管理。有許多證據顯示，以此種方式帶領改變，結果可以使教師的奉獻實質增加。

第二，不同角色組成的團體必須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如有執照)以從事領導。它需要一份明確的全校皆了解的合約，像它能做何種決定，能花什麼錢等。此種正當性有時是在一開始就要賦予，有時則是透過努力從事決策與行動所贏得。多數此類團體均曾遭遇職員兩極化問題，別人可能會把他們當成不公平的佔優勢的精英看待；或者受到意識型態不同的人反對。此種兩極化(往往顯示對執行小組授權是有效的)，可以透過公開會議，會員輪流及周詳報告而加以改善。

第三，即使授權本身亦有其問題，需要合作才能加以解決。每個人都需學會以主動代替埋怨，信任同事，接納模糊，面對「分享決定意味著衝突」的事實。校長必須超越失控的恐懼，而且磨練新技巧；主動堅定的採取行動，而不被視為「操控」，，支持他人而不加以接管。此類及技巧應均能學得，但要花些時間?Kenneth Benne於四十年前即曾主張合作的技巧應為「國民教育之一部分」。可惜迄今尚未實現。不過教這些技能的科技業已存在，端看執行小組願否學習共同工作，並需求協助。

第四，管理改變的力量並未止於校門。當地方學區辦公室能親近的以合作及支持的方式參與，並在改革過程中減少官僚式的限制，改變才較有可能成功。

最根本的是，在學校文化及教師、校長、社區造成改變的能力中的第二層次(second order)改變的發展，需要在地方層次管理改變的能力。我們並不提倡把所有的決定都交給學校。學校與其環境應有主動的及談判的關係。但複雜的問題無法從遠處加以解決；管理變化的力量的穩定成長，必須是解決的一部分。?

六、

改變是系統的(Change is systemic.)

政治壓力和分隔的、未聯繫的教育組織的本質結合在一起，會產生一種「方案心態」(project mentality)。改革的插曲一件接一件的此起彼落──合作學習、有效的學校研究、評估計畫、生涯階梯、同儕指導……等等?它們不但未曾留下重大的影響，卻為教師及大眾留下「改革無關緊要，而且是基於政治企圖」的懷疑態度。?

所謂「有系統的做」是什麼意思？它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改革必需同時專注於整個系統的主要成分(components)的發展與相互關係──課程、教師及教師發展、社區、學生支持系統籌等。第二，改革不應只針對結構、政策及規則，而且也應針對較深的系統的文化問題。要同時達到上述兩點要求並不容易，但仍然是可能的。

吾人應在州及地方(學區)兩級都注意到改革的雙面性(對付系統成分的需要和對付系統文化的需要)。它和結構重組(restructuring)及文化重整(reculturing)都有關係。

Marshall Smith和Jennifer O'Day曾經具體的規畫出一種州級的能反映相關思想及策略的系統改革綜合計畫。在學校層次，我們可以從加拿大多倫多地區的學習聯合(Consortium Learning)看到實踐系統改革時的明確實例。在其所屬學區支持下，一些學校避免了特別的改革，而專注在種種不同的互相聯繫的短程及中程乃至長程的策略。短短的活動包含某些經挑選而又相互關聯的在職專業訓練。中至長程策略則包含遠見的形成、初期教師準備、選擇及歸納、改進過程和評準，在系統內容中的以校為基計畫、課程重組、及評估的設計。在此特別強調追求持續改進過程中合作的新文化規範。

有系統的改革是複雜的。實在說來，傳統的教育創新和改革未能成功的帶來持久的改進。系統的改革的命題，雖較其他六項更乏實證，但看來似乎較有效率，也易有結果。無論如何，它在觀念與實用方面似乎走對了路。?

七、

任何大規模的改變，都必須在地方落實(All large-scale change is implemented locally.)

改變無法自遠處加以完成。此一基本規則使前六項命題，更加明確。改變是學習過程，改變是一種歷程，問題是我們的朋友，改變需要許多資源，改變需要管理的權力，以及改變是系統的等觀念，都依存於「每一教師、校長、家長及學生的基層實踐，乃是唯一產生改變的方法」的事實。

此一發現，同時兼具一種明顯和一種較不顯著的意義。前者提醒我們所有的人，任何整個系統的改革之利益，均取決於它如何在基層實現。而較不明顯含義則可以一句警語來表示：吾人不應假定，只有基層才算數，而把所有的事都丟給個別學校。細心通讀七項命題，基層以外的機構亦有關鍵性──雖然絕非傳統的──的角色要扮演。更根本的是，他們的角色乃是在基層幫忙為七項命題帶來生命。

現代社會面對多方面可怕的問題，而教育則被視為解決問題的一個主要希望。但一廂情願的思想和立法，作為改善社會的工具，歷來均顯示於事無補。當日漸增多的教育工作者認知「改變過程是關鍵」時，他們應了解這句話在改變實際發生的基層是何意義。不論我們是在改變的接受者或創新者的一端(如同我們都曾經有過的)，我必有必要了解為何教育改革往往失敗，我們也必須把有效的成功命題內化並予實踐。成功改變的七項命題的實踐不僅意指在我們的心中和行動中使改變過程更加明確，亦會對他人與我們互動那部分的改變知識有所貢獻。對改變過程有所認識，可能是我們要達成教育改革所能有的最佳防禦和攻擊。?

書目資料

• 篇名：教育改革的基本認識 (Getting Reform Right: What Works and What Desen’t)

• 作者：Michael G Fullan & Mathew B Miles

• 作者簡介：Michael G. Fullan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院長、Mathew B. Miles是紐約「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者?

心诚则灵

美國大學學費飆漲

藍先茜綜合摘要

在財政赤字下，由於州補助大幅縮水，美國各大學都為經費減少所苦。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各地區大學計劃從今年秋季開始的2003~04學年度大幅提高學費，這是十年以來大學學費漲幅最高的一次，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學費甚至調高將近百分之四十，只有蒙它拿、新墨西哥和夏威夷等三個州的大學學費調漲低於百分之五。另根據高等教育紀事報報導，私立學校已調高學費漲幅超過通貨膨脹率，也是歷年來最大的幅度。 與其他州相比，加州公立大學系統費用一直偏低，而且過去有多年未曾調漲學費，但是今年在學生激烈抗議聲中，加州州立大學與加州大學董事會同步在七月十六日通過兩校下學年度學費分別提高百分之卅，與百分之廿五。同時加大董事會還通過授權，假如州政府對加大系統削減預算比預期還多，總校長有權把學費的漲幅提升到百分之卅。加州州大文宣指出，如不調漲學費，將來大學只有裁員和壓縮課程，甚至減收學生的選擇，這勢將損害到整體教育品質，而且學生無法修到所需的課程，從而影響他們個人畢業的時間，其負面影響比調漲學費還要大。 儘管加州兩大公立大學系統宣稱，接受財務援助的學生不會受到學費漲價的影響，因為調升學費部分三分之一的經費，將回流到加州助學金計畫，為獲得助學金學生支付漲價部分。不過，就在此時，根據紐約時報新聞指出，美國教育部在五月公布計算學生財務補助需要額的新公式，將使下學年度有八萬四千名大學生失去申請聯邦提供給清寒學生的裴爾獎助金(Pell Grant Program) 的資格，尚未計算其它獎助受影響的學生數；除此外，有資格領取這項獎助款的數以萬計學生，拿到的補助額也會縮減。 不論是聯邦、州、或者是高等教育機構的財務補助計畫，都是依據這個簡單的公式，來計算學生的家庭能負擔多少學雜費與生活費。教育部每年都調整公式，但今年教育部把學生家庭能在公式中能扣除的付給州和地方稅額降低，使得家庭可支配的金額顯得較多。雖然教育部的數據指出，聯邦政府在教育獎助的經費支出不會減少，而且會有更多低收入家庭受惠，不過財務補助專家表示，問題出在教育部調整公式所用的數據，是許多州在2000年時的資料，無法反應現況。 紐約市立大學的財務補助辦公室主任喬治․秦表示，他們學校有百分之卅六的學生接受裴爾獎助金，新公式將使他們的學生減少將近六百萬的獎助金，金額龐大，更糟的是，目前正是學生們最需要財務補助的時候。（綜合華盛頓郵報、高等教育紀事報、紐約時報、中央社、世界日報報導）

心诚则灵

加州高中畢業考延期實施

蔡之雲摘要

高中畢業考已是全美各州檢測高中生程度的新趨勢。加州也預訂對2004年畢業的所有高中生實施畢業考。高中生必須通過畢業考方能獲得畢業證書。不過這項當年被喝采的新法，卻由於政治、經濟、種族及實際情況而遭到延期的命運。 加州這項考試主要在測驗高中生的英語與數學能力，英語題目相當於十年級程度，數學題目則相當於九年級程度，測驗時間九小時，分兩天舉行，題目包括選擇題和申論題。一年舉辦六次，通常要求學生從十年級起參加考試，只要能答對試題的55％即可通過。目前預計2004年畢業的高中生只有62％已通過數學考試，有的學生已經考了許多次，但仍然無法通過。通過英語考試的學生比率較高，為81%。 人權團體表示，高中畢業考對少數族裔及來自低收入地區的學生不利，因為他們就讀的學校多半擁擠，老師經驗不足，學生通過畢業考的比率遠比白人和亞裔為低。家長和學生也認為，如果學生能順利完成高中課程，卻因無法通過畢業考而領不到高中畢業證書，是不合道理的。不過一份加州的研究發現，自從採取畢業考後，許多學校課程依據州訂定的教學標準授課，也促使尚未通過考試的學生接受補救教學。 目前加州教育委員會已通過將高中畢業考延後兩年實施，不少人認為是明智之舉，因為如不延後，州政府可能面臨學生和家長提出的法律訴訟，漫長及昂貴的訴訟最終將破壞高中畢業考的原意。 亞歷桑那州和阿拉斯加州均已將高中畢業考延期，以便給學生更多時間準備，因為未能通過畢業考的學生比率過高。佛羅里達州今年有一萬三千名學生因未通過畢業考而無法取得高中畢業證書，引起少數民族團體的抗議。因為他們發現許多未通過高中畢業考的學生是非洲裔或還在學習英語的拉丁裔學生。 教育界人士認為，上述這些州的經驗反映出，單以實施畢業考要求績效的困難性。因為要求學生通過考試，就期待有所結果是不夠的，必須同時有良好的教學品質及課程配合。（2003.6.14∕洛杉磯時報、2003.7.10∕世界日報）

心诚则灵

加州提議修改幼稚園入學年齡

藍先茜摘要

由於學習標準的提高，幼稚園教育內容不再是學習適應團體生活和遊戲。加州眾議院共和黨議員莎隆․倫納，提議延後幼稚園入學年齡規定至五足歲。 倫納的提議主要是修改計算學生申請入學的截止日期(Cut-off Birth Date)，從當年度的十二月二日，提前到九月一日，凡在該日前年滿五足歲者，才能到幼稚園就讀。雖然幼稚園並非強制義務教育，但大多數加州兒童仍選擇就讀幼稚園，以適應學校學習。倫納的主張可以為政府節省七億五千萬，不過它將使逾十一萬名原計今秋就讀幼稚園的學生，無法入學。 倫納表示，幼稚園課程對許多四歲兒童過於困難，改變入學時間，將使入學率降低25%。第一年和以後的十二年，每年可省下七億五千萬元，因為班級均變成小班制。共和黨眾議會議員視此為無須加稅而解決三百八十二億元財政赤字的方法。 加州州長戴維斯嚴厲批評此項計畫，他認為，此舉將對十一萬名兒童猛然關上入學之門，否定他們的機會。加州教育廳長傑克․歐康諾亦表示反對的立場。加州教師協會主席芭芭拉․科爾表示，議案提出的時間過近，對已準備讓子女在六星期後入學的家長，未給予充分的時間。而對勞拉․互德茲而言，此舉將使她的兒子延後入學時間一年，並喪失他所急需的學校語言治療服務。 倫納承認，今年執行五足歲入學案確有困難。她認為，此案最好在2004~05會計年度執行，如此可以給家長、教師和學校十四個月的時間準備。 有關加州目前幼稚園入學相關年齡、提前入學等等規定，均可在加州州政府網站查閱：http://www.cde.ca.gov/elementary/kinderltr.html。 (2003.7.7∕美聯社電)

心诚则灵

博士層級學術資源的浪費

吳迪珣摘要

今年全美將有四萬五千名博士畢業生進入社會工作，是三十五年前的兩倍，大部分的畢業生都認定他們應該會找到一個長期固定且與自己曾花五年或更多時間鑽研領域有關的研究或教學工作。但事際上，為了有朝一日能在學術或相關領域發揮所長，很多人長達好幾年都被迫從事半職、無福利的臨時工作，來支付房租及日常的開銷，這都是新科博士生所想不到的事實。 博士生被迫開校車來養家活口，可算是世界上的一大悲劇。雖然大學得為培養出太多的博士卻無法滿足他們的就業需求負責任，但博士生們自己也無法推卸責任，象牙塔裡的理想，是經不起現實的摧殘。這些人自己選擇了須耗費經年累月的苦讀和研究才能勝任的工作和報酬，但在現實社會裡卻並不存在，或機會少得可憐。 1960年代起，就業市場就形成供需失調的狀況，但頂尖的博士生，仍可以選擇最好的工作，過他們夢想的生活。1970年代，博士生才警覺到未來的出路，不是他們能左右的，縱使頂尖的博士生也不例外。各大專院校也開始發現，在教育經費緊縮的年代，聘用半職或臨時的教授比較划算，也可以省下很多經費做其他用途。2001年有431個英語文學教職，但當年就有977個英語文學博士生取得學位，預備就職。1999年也有一份報告，顯示在1983-1985年畢業的英語文學博士，直到1995年才有53％的人，真正從事與自己專長相符的固定工作。 假如必須這些長時間都在苦讀的博士生能清楚知道未來可能遭遇的處境（他們其中只有8％的人，有機會可以找到像他們教授一樣的工作），那倒還好，因為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問題是大部分的人仍在構築自己的夢想，只有35％博士生從他們系上提供的資訊，而知道將來就業市場的實際狀況，甚至這些知道就業市場實際狀況的人，其中還是有很多人夢想自己是就業市場供需原理的例外者。 雖然如此，也有不少博士生覺醒到現實環境對博士生的不公平待遇，而群起組織起來，全美各校有20個類似博士生工會的組織，拒絕接受低薪、不固定、欠缺福利但又得承擔教學負荷過重的工作。這種作法除了迫使學校改善教職員待遇，也迫使學校對現有博士生的心理期待作再教育，使符合實際的狀況。如及時修正自己就學的途徑，或明白純粹是因自己熱愛學術研究工作，不在乎未來的薪資待遇等，才能避免自己日後畢業即陷於失業困境的窘迫。（2003.5.20∕今日美國報）

心诚则灵

維護高教經費草根化的努力

周立平摘要

美國陷入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困境，政府大量縮減對高等教育的補助，大學普遍都面臨經費短缺的強大壓力。有的學校轉嫁學生提高學費，有的高薪聘用專業說客，或積極舉行各式募款餐會，數途並進甚至犧牲學術尊嚴，只望能紓解短絀的窘況。各大學長期來都有專人職司向傑出校友、企業財團募款、提昇學校形象、遊說立法機構等工作；現除了這些傳統重點工作外，一股新興社區化維護高教經費的努力正逐漸成形，其效力固然引人注目，其出發點尤其發人省思。 以馬里蘭州大為例，總校長William E. Kirwan 就坦白表示各利益團體都無所不用其極的抗議經費之 削減；高等教育雖不是一般利益團體但若一味默守成規，只倚重過去少數高高在上的遊說及募款活動，靠人施捨式的維持經費，在困境中更只有任人宰割，整體動員與高教有關的校友、教職員、社區團體、學生及其家長，發揮群策群力是唯一有效的自救之道。該校也付諸行動組織上百成員，提供與立法機構接觸管道、傳授直接有效的溝通之道、及指導私人造訪、打電話、送電子郵件等必備技巧的全套事宜。 雖然80年代後期已有類似組織，但仍屬初出毛蘆，沒有太多先例可循，而學校當局、校友與在校生因各有訴求而作法不同，各校也需因時、因地制宜，因此整體來說還是邊做、邊學、邊修正的互動過程；但要成功的發揮力量，大學校長的大力支持、私人捐款資助、公關人員的指導、與校方正式組織分開運作等無論如何都是不可少的要素。 此一趨勢固然是經濟壓力下的新策略，但形成大學社區以高教為已任的參與方式，無疑更符合民主運作；而因為使命感自願自發的推動，比職業化遊說更能打動人心。以賓州而言，政府原擬削減三千七百萬的高教補助，結果因為志願義工如潮湧的抗議電郵，最終只象徵性的少了兩百萬，效果可謂立竿見影。（2003.4.25∕高等教育紀事報）

心诚则灵

大班教學可以大而美

周立平摘要

大班級教學在美國大學非常普遍，學生都有像沙丁魚一樣排排擠在大禮堂，聽著教授照本宣科、枯燥乏味又無奈的上課經驗；對這種動輒幾百甚至上千學生大班制的上課現象，有人譏諷學校惟利是圖、棄教育品質不顧；有人更擔憂隨著財政的惡化，恐怕只有每況愈下。 的確，大班教學似有許多缺點：學生人數過多、教師的負荷重，例行性的工作繁多，無法顧及學生的特質與差異、而大班教學囿於体制，只有單向灌輸，師生難於互動，上課流於單調沉悶使學生不耐而離席，勉為其難留下來的不是昏昏欲睡、就是交頭接耳、傳紙條、讀書看報、聽音樂，秩序凌亂不但對教授不敬，學生所學也有限，實在談不上教育品質；也難怪小班教學普遍被視為教育追求的目標。 大班教學都這麼不堪？其實，聲譽卓著的大班課程為數不少，這些受愛戴的教授有什麼出奇致勝之道呢？ 首先，充分的準備；沒有人否認大班教學比小班教學困難得多，唯其如此教授更要有充實足夠的教材。其次，有效的雙向溝通，教授提早到教室招呼學生、視覺接觸、課中移步教室各處拉近與學生的距離、儘量做一對一的交談、輔以各類教具、豐富而多元的教學演繹、充裕的課後輔導備詢等等，都有助於學生的參與及注意力的集中，學習情緒佳，學習效果自然好。當然，電子郵件也是交流好幫手；就有教授表示每天必回完所有學生的電郵才休息。多聘助教更是至關重要，他們可以分擔教授的行政工作、帶領學生小組討論並回答簡單的問題，使教授能專注於教學；有人質疑，現經濟困難學校也沒有餘錢多請助教，有的教授卻胸有成竹，他們除了支薪的研究生助教外，更大量倚重大學生，通過申請、推荐、短篇論文及面談等程序，凡獲錄用者定期與教授請益並提交工作報告，帶班時衣著正式，教授待之若同事，因為要求高助教更看重自己的表現，學期末表現佳者可穫學校認可之學分，因此雖無薪酬還常常一席難求，不虞人選。 可見教學的歷程是成功的核心，大班教學呈現的種種不利現象是果不是因，若能有小班教學精神，大班教學一樣能發揮『多元化.各別化及適性化』的學習成就。當然，在教育經費無著的困境下，大班教學是情非得已的權宜之計，盡力做到與小班一樣好的品質是教學者的良知，並不是同意學校樽節之舉，不用奢談什麼小班教學是教育恆久追求的目標，就以實際言，能勝任大班教學的教授很少，而除了概論性的課程外，適宜大班教學的幾近於零。（2003.5.9∕高等教育紀事報）

心诚则灵

美國大學推動一週上課五天

周立平摘要

美國大學一般很少排星期五的課，以佛羅里達州大為例，周五上午教室使用率為平日的一半，下午更差只達四分之一，可見情況之一般。即使有課，教授也表示，學生出席率低，表現散漫。互為因果，使得周五沒課的情況更為普遍。因此對許多大學生而言，週四晚就是周末的開始。 有些大學試圖改變現況，恢復周五上課。校方表示：把上千的課硬排在周一到周四，不但困難重重，也難盡如人意，學生常苦於衝堂將就草率選課，而教室又閒置未充分使用，學生時間多不免酗酒、通宵夜宴。若周五能跟平日一樣上課，學生可以從容選課不虞衝堂、以實利言也確有必要，在經費緊縮下不可能新建教室，提高教室使用效率尤顯重要、而學生若能因五天上課而降低過度飲宴，提高學業成績，豈不更美？ 各校採取的步驟雖不同，但首要須取得教授的合作。有的規定強制性的出席檢查、有的教授以利誘，凡周五出席的學生可獲加分計點、有的利用星期五考試，有的以今年暑假為試金石。有的大學全面重新排課，校方展開遊說、舉行辯論、由師生投票決定；麻州Clark大學就成功的推動新的課程時間表，並將於今秋付諸實施，紐約州雪城大學也朝此邁進。 反對的師生也言之有理。學生理由是可以利用這天上網、見習、運動、參加研習及打工補貼學費。教授則表示需要時間進行研究、撰寫學術報告及參與專業的學術研討會。 賓州Bloomsburg大學Jackson教授的研究顯示，課程安排確實對學生行為有影響，但行為的模式亦有其貫性；要改變不僅需要時間恐怕也須借助於外力。而認為大學生有足夠的判斷力，會做出對自身最好的選擇恐怕也不符事實，這或許是許多大學相繼採取實際的必要措施、推動五天上課的原因。（2003.4.18∕高等教育紀事報）

心诚则灵

美國大學副校長權責加重 

周立平摘要

傳統上，美國大學副校長的主要職責是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研究及教授升等、終身教授之審議與任用等學術事宜；權責多限於校內。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及經濟情況的變遷，大學校長的權責大為擴張，不僅使校長之遴選範圍跳出學術專精的框架，也導致副校長的責任加重，角色也大異於以往。 副校長的權責常因其專長及學術背景而稍有不同，但一般而言，現除了原有的學術事務外，多承擔了包括：校園環保、師生健康、資訊工程、資源分配、學校各項計畫、財務策劃、經費預算及支配、債務償付、學校建築工程進度監督等各種行政運作，甚至代表校長與各級立法機構及執法單位磋商、籌劃集資募款事宜等校外公關活動；並且常有最終的決定權。雖然，校長仍是學校的最終負責人，但由於副校長影響力日增與校長的關係也因而發生變化，與其說是部屬副從，伙伴合作團隊關係似更符事實。許多董事會因而做出因應的安排，甚至於職稱的改變。 以亞利桑那州大而言，副校長先行過目所有議案、與各科系主任與院長協商、與各界折衝交換意見，交由校長審視後共同發表學校財務報表。由於責任之重及需與校長的密切配合，勝任的副校長除了要學有專精，也須有豐富的行政主管經驗，而校長的全權信任更是絕不可少的。 副校長職權的擴充及與日俱增的重要性，或者有不得不然的時代背景與實勢需要；但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前哈佛大學校長Derek Bok卻頗不以為然，在他1971至1991的二十年任期內哈佛從無副校長；他表 示校長需掌握學校每日的運作，才能通盤深入的了解學校事務做出正確的決定， 忙的像粉墨登場的演員參加募款晚會、到處演講，根本是不務正業。雖然言之鑿鑿，但只要財政壓力無法紓解，校長就無法專注校務，而事務之繁誠非一人能負全責，校長必須妥協讓副校長承擔更多的責任，也分享他的權力。(2003.4.25∕高等教育紀事報)

心诚则灵

醫學院人文課程有助準醫生診斷

蔡之雲摘要

雖然醫學的專業課程仍佔醫學教育的重要部份，但過去十年間，越來越多的醫學院學生修讀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課程。這些課程不但喚醒了醫學院學生的情感及直覺，還有助於將來與病人溝通，診斷病情。 1990初期，美國每三所醫學院中只有一所提供人文課程。到2003年，則每四所醫學院中，就有三所以上提供人文課程，例如，耶魯大學醫學院學生修讀繪畫以改善他們的觀察技巧；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學生則研讀托爾斯泰的文章，以增強他們面談和傾聽的能力。 二十多年前，如果申請醫學院的學生大學時修讀太多文學、寫作或人文課，可能對他的申請不利，但現在已有改變，連醫學院入學考試也包函申論題，而且許多題目似乎更適合哲學系的學生。 傳統的醫學教育多要學生記憶教科書內容及科學數據，人文學科與治療病人似乎沒有關連。當今先進的醫療器材，也使得醫生過度依賴這些設備，而忽略用眼仔細觀察病人病情。 2001年刊登在「美國醫學期刊」的一份研究發現，修讀過繪畫的醫學院學生比沒有修讀過繪畫的學生更容易注意到病人Ｘ光片中的細節。同年蓋洛普（Gallup）調查了四萬五千名美國病人，回答者對醫生的照顧多給予極高的評價，但在醫生溝通技巧方面，則評分相當低。 近年成為醫學院搶手演講人的前耶魯大學教授，也是外科醫生的Richard Selzer表示，醫學院課程的前兩年幾乎都在記憶大量枯燥又單調乏味的課本內容，過於強調科學知識，完全忽略了準醫生將來必須與病人面對面溝通，也忽視了醫生的情感世界。 Selzer所寫的回憶錄──「給年輕醫生的信」，清楚的敘述他為病人開刀的感覺及擔心手術失敗的恐懼，當年這本飽受醫學界評擊的書，現已成為醫學院人文課程的必讀物。其實醫生不僅要有專業知識和訓練，也要懂得聆聽病人敘述病情，並有相當的溝通技巧，才容易發現病情所在，對症治病。（2003.5.24∕洛杉磯時報）

心诚则灵

美國大學保安受關注

周立平摘要

911事件後，美國大學紛紛強化保安措施，除加強執行校園攝影巡邏，希望能即時查獲危險警示外；更普遍在校區公共街道、宿舍進出口、停車場、餐廳、提款機等各學生聚集處設置網絡影像監視機以確保校園之安全；以賓州大學為例，校園內就有四百多台這樣的裝置。 誠然，維護校園安全非常重要，但這種嚴密監控式的安檢系統是否衝擊校園民主？與高等學府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研究精神有無抵觸？種種爭議已引發普遍的關切與討論。 隱私權之受侵犯為眾矢之的。學生對此尤其抵制，他們認為學術環境應自由，根本不該受監控。再說學校總是叫窮，更不能將有限之資源浪費在無關教育品質的項目上。如為必要之惡，校方除須設立安全保證以避免影像資料之誤用外，並應公佈攝影機設置地點。但校方表示：校園安全也是國安系統之一，為確保其有效性，電子監控的細節及架射地點均須保密；有學生因此狀告校方堅不吐露電子監視設置之地點，不但校園生活處處受監視，也違背資訊自由化之精神。更嚴重的是很可能淪為愛國者法案延申的犧牲品；因為根據2001年10月國會通過之該案，假安全之名，屆時校方很可能面臨被迫交出學生行為資料之窘況。難怪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嚴厲批評，執法權的過度濫用不但隱私權受到侵犯，也損及人權。 有些教授則認為，保守措施雖有其必要，但不可限制學術自由，因此學術行為進行之教室、實驗室、學生學術研討論會所等處不應有監視系統。賓州州大教授委員會即據此通過一項監視地點之決議，規定在教學研究區裝置攝影機前須徵得教授之同意。 校方安警人員表示，大學校園有其特殊性；學生常缺乏警覺，出入多不鎖門，又不好意思拒絕閒人，再加上各色各樣的陌生人進出，以犯罪學觀點言，學生很容易成為罪犯的目標。學校加強安檢可以保障學生的安全，減少校園犯罪，賓州大學的犯罪率就因此比1996年下降了百分之32。再說，攝影監視系統與電子門鎖一樣只是保安系統的一部分，校方只有在確認犯罪情況下才會調閱錄影記錄，學生無須顧及隱私之受侵害。 緊管反對聲浪、也有學生蒐集陳情簽署，希望能列入選舉公投議題；但國家安全之慮，再說年輕學子一小就見慣到處都有的錄像機，校園內架設也不足為奇，而且校園與銀行、藥房、百貨公司、超市等一樣屬公共地區，實在很難談什麼個人隱私；心態的轉變及認知之共識，電子影像監視在保安系統中將愈來愈重要；當然，價格的大幅下跌更助長此一趨勢。（2003.6.13∕高等教育紀事報）

心诚则灵

特許學校教學成效不一

蔡之雲摘要

柏克萊加州大學和史丹福大學近日公佈的研究發現，特許學校中擁有教師執照的老師比一般公立學校少，每班學生人數較多，教師待遇較差，獲得的聯邦補助也少。雖然研究人員並未提出學生學習成就的資料，但他們表示，前述差異可能會影響全國兩千七百所特許學校的學業表現，特別是那些低收入家庭及少數族裔學生居多的特許學校。 目前全美有七十萬學生就讀特許學校，這些學校獲得公家經費補助，卻可不受大部分州和地方法規的限制，並可不受制於學區，而獨立運作。 倡導特許學校的人士表示，這份研究了無新意，而且所依據的是聯邦政府於1999-2000蒐集870所特許學校的資料，早已過時，與現在的特許學校有所差異。 根據這份研究，全美特許學校的老師有48%沒有教師執照，公立學校則只有9%的老師沒有教師執照。在加州，32％的特許學校老師沒有教師執照，是該州公立學校的兩倍。而許多專家認為，教師素質為提昇學生學業成績的重要因素。 研究人員還發現，加州特許學校教師的平均年薪為三萬八千元，遠比公立學校的平均年薪五萬二千元低。特許學校獲得的聯邦經費也比較少，例如43%的特許學校學生符合聯邦政府低收入家庭午餐補助，但只有5%的學生得到補助。 大多數的特許學校必須自行負責交通及設備的費用，不像學區有較多的資源可運用。相關人士還將特許學校資源不足歸咎於學區的敵視態度和官僚作風，沒有公平發放特許學校應得的經費。 「教育改革中心」 （Center for Education Reform）的會長Jeanne Allen表示，特許學校資源雖少，但不見得辦學不佳。擁有教師執照老師的教學品質不一定比較好，應該看學生考試成績、出席率及家長的滿意度等，才能決定其成效。 其他有關特許學校學業成績的研究並無肯定結論，例如藍德(Rand)智庫曾在2001年研究幾個州的特許學校，發現亞歷桑那州特許學校學生在閱讀方面的表現比該州公立學校學生好，但是密西根州特許學校的學生則與一般公立學校學生沒有太大差別。另外，西密西根大學的研究也發現各州特許學校的表現有所不同。（2003.4.8∕洛杉磯時報）

心诚则灵

學校應有緊急情況處理計畫

蔡之雲摘要

日前在加州安那翰舉行的「全美小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年會中，安全專家Kenneth S. Trump呼籲，學校應更新緊急情況應變計畫，以保護學生免於恐怖攻擊、碳苴病毒或其他威脅。 身為「全國學校安全服務會」（National School Safety and Security Services）會長的Trump表示，不能等到新聞發佈有危機情況了才開始計畫，例如1999年哥倫拜高中發生兩名學生槍殺十三名師生的血案後，一些學校才匆忙的草擬危機應變計畫，但是事發至今已有數年，尚未將計畫更新。而有些學校雖然採購了高科技設備，卻忽略了學校人員的訓練。即使有非常昂貴的設備，但如果不知如何處理炸彈恐嚇或校園訪客，也沒有用。 學校人員常怕冒犯校園訪客而避免和他們迎面相對或者詢問問題，事實上，學校人員應招呼這些訪客，並瞭解來訪的目的。例如，有個明尼亞波市的學校規定，每個到學校的訪客都需要拍照存檔。 Trump還力勸與會的校長切勿因家長反對或擔心而停止事前規畫，而應教導師生一些必備的安全常識，因為事前的溝通與準備可以減少恐懼。他也建議學校將學校建築藍圖提供給警察局，並允許警察利用週末到校園實地演習，以熟悉校園環境。不過，學校的資料不宜提供給不相關人士，也不宜公佈在網站上。 「全國學校安全服務會」的網站提供許多學校安全的資訊，可上網http://www.schoolsecurity.org 閱覽。（2003.4.14∕洛杉磯時報）

心诚则灵

托兒中心與幼兒行為之研究

藍先茜摘要

七月發行的兒童發展雙月刊(Child Development)報導有關「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研究中心(NICHD)」的一項研究顯示，幼兒出生後到四歲半間在托兒中心(day care center)的時間愈長，愈有可能出現社會適應與行為問題。此議題因為布希總統日前提議改革幼兒教育計畫(Head Star)，要求強調課程學習，而不是幼兒的社會發展；以及二千年人口普查公布統計顯示，全美六歲以下的兒童百分之五十九的父母都外出工作，而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研究小組召集人Sarah Friedman博士表示：「我們對不必要地驚嚇大眾感到憂心，可是在此同時，我們也認為，讓大眾知悉我們的研究結果，以便家長做出充份考慮的決定也是很重要的。」NICHD從一九九一年開始早期兒童照育研究計畫，廿七名研究人員長期追蹤全國各地將近一千名在托兒中心的幼童，觀察的重點包括年齡、性情、托兒中心影響行為、及學習能力等等。 此次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在托兒中心的時間長短，與出現霸道、不服從、侵略性行為相關連。在數據上，一般此年齡的兒童出現問題行為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七，但每週在托兒中心超過四十五小時兒童中，出現問題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廿六。然而研究人員也發現，幼兒行為的好壞，與母親關愛(maternal sensitivity)的程度有很大的關連。母親的關愛應以幼兒為中心，了解幼兒的需要、情緒、興趣及能力，然後藉此導引兒童行為走入正軌。擁有這些母親關愛的幼兒，其社會適應力愈強，愈不會出現爭議行為，也愈不會與托兒中心人員及老師產生衝突。研究同時也發現，家長經濟能力與教育程度愈高的家庭，幼兒社會適應更好，較不會產生問題行為。 Friedman表示，下一步是找出在幼兒中心時間長短會導致激烈行為產生的理由。 明尼蘇達大學教授Megan Gunnar的研究為此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Gunnar測量了在嬰兒及幼兒口水內心理壓力感應賀爾蒙──可體松(cortisol)的分泌，發現在家照顧的嬰幼兒可體松指數從早晨到下午逐漸減少，在托兒中心的嬰兒可體松濃度大約是相同的走勢，不過，百分之七十一在托兒中心的幼童，可體松指數卻是往上升的。此項發現建議幼兒壓力的產生應該不是來自於與父母分離的焦慮，通常這種焦慮大都發生在嬰兒身上，而是來自在團體中與人相處的掙扎。 NICHD新聞全文可在網上查閱：http://www.nichd.nih.gov/new/releases/child_care.cfm。（2003.7.16∕Star Tribune）

心诚则灵

美國托兒所成為家庭服務中心

周立平摘要

婦女大量進入職場，托兒的服務需求殷切，有人甚至認為這一行業永遠不會受景氣下滑的影響；但隨著經濟持績不振失業人口增加，許多人被迫自己帶孩子以樽節用度；再加上社會觀念的改變，男性也擔起在家育嬰的責任，註冊托兒的人數因而首見下降。而另一方面，企業不斷的裁員，使在職的父母工作負擔日重，疲於奔命，實在難於兼顧家庭與工作，不得不更倚重托兒中心代為照顧稚子。為扭轉逆及因應時須，托兒所除了積極祭出各種招生優惠外，也像其他企業一樣，再次發揮新、勇於實驗的精神，擴大服務，期以為家長分勞的方式共渡難關，並能在困境中持續成長。 新增的服務項目包羅萬項，有配合父母特殊工時開班到午夜的、有提供早餐、準備晚餐、送洗及取回衣物、叫買食物及日用雜貨、送孩子就醫取藥、給孩子理髮、為母親修指甲等不能盡列。有的服務是免費的，但多數這種方便都轉嫁為較高的學費。業者的意圖是藉此創造雙贏，一方面讓父母習慣這種便，產生依賴而不輕言退出，再者也希望藉著較高的收費提高從業人員的薪水，減低流動率，使家長信任托兒的品質，為之宣傳而吸引更多的學生。 托兒業界將服務重心擴及父母的新思維助長此一趨勢，現在在喬治亞州、俄亥俄州、德州及東南等各州都漸流行。但是否真能如業者所願增加入學率，還有待觀察。不用說，父母總是千方百計的降低托兒費用，他們或委託家族其他成員代勞、或夫妻協調彈性工時、或組織社區相互支援以減低對托兒所的依賴；再說有的業者固然雀雀欲試，也有的認為縱然收入增加，但家長對服務品質的多所抱怨及政管理上的困擾，兩相比較其實得不償失，專精本業還是實在求發展的不二法門。（2003.5.7∕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