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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鲁迅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不是盖棺论定写悼词，那么，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变化，本该与鲁迅无涉。宋志坚对鲁迅的“骂人”现象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鲁迅针对具体人的批评是“照相”，而照出的形象当然只能反映照相时的真实。有的丑小鸭以后变成了天鹅，他可能会拿着自己成了天鹅时的标准照，来非议鲁迅：“难道，我是这么丑陋的吗？鲁迅骂错了！”这只能证明，天鹅先生虽然成了天鹅，但搞的还是形而上学。至于有的实实在在的被鲁迅赞赏过的天鹅，后来脱毛了，老朽了，这和鲁迅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长期以来不少人就是以脱离历史，脱离具体事实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来评价鲁迅对具体人的批评，其目的无非是要贬低鲁迅。 早在1983年，李何林在《鲁迅论》“重印说明”中就举有一例。他在 谈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时说：“到五十多年后的1980年还有 说鲁迅当时批评李四光和章士钊都是错误的，因为李四光的地质学对新中国的地下资源的开发贡献很大；章士钊晚年也替新中国作了些好事，他们都是好人，鲁迅先生批评好人，可见错了。”李何林批评的这种人的逻辑若是成立，那么，鲁迅“骂”过的人，几乎都骂错了。今天我们同日本友好，那么，八年抗战也是错的吗？ 这几年，有一股风，专门捧鲁迅“骂”过的人，并以他们的文化成就来否认鲁迅的批评。比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胡适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肯定他们的成就，与鲁迅对他们的批评，本来是并不矛盾的。可是，有的人把鲁迅当作反衬，贬低鲁迅从而抬高他们，不说别有用心，起码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的。 林语堂等人，都比鲁迅长寿，在鲁迅逝世以后又走了很长的人生道路。因此，他们的历史评价问题，都是后人的任务，与鲁迅无关。一个人若干年后好的言行，不能证明若干年前他的坏的言行是正确的；一个人若干年后坏的言行，也不能证明他若干年前好的言行是错误的。这是常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时时记着这些常识，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把某些历史人物以后的作为与鲁迅先前的评价做对比，得出他的结论，来损坏鲁迅的形象。 我们也不妨来看看鲁迅“骂”过的人的以后的几种情况。 一是正如鲁迅所“骂”的。许多鲁迅极端鄙夷和严厉斥责的人，后来的历史发展，越发使他们现出了原形。例如，张资平、张春桥之类的人物。他们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毕竟为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种角色，作了最好的说明。知人论世，是一门非常不易掌握的学问。鲁迅知人论世的眼力，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 一是变得好起来了。比如周扬，“左联”时期搞过宗派，被鲁迅“骂”为“奴隶总管”，建国后整过胡风等人。到了晚年，他似乎少了霸气，为人道主义辩护，殊属不易！又如杨荫榆，后来她敢与日本人抗争，死于日本宪兵的刀枪之下，是有民族气节的。此外，在对待学生的问题上，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早年镇压学生运动，晚年甚至为学校无理开除学生而辞职。 一是变得更坏了。比如周作人，兄弟反目，是因为家事，与政治、思想无关。三十年代对他的批评，也无非是小品文等小摆设、大摆设问题，属于文艺观的不同。可是，后来周作人却成了大汉奸，这大约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吧。 一个人变得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让鲁迅为他们的变化负责。尽管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正视鲁迅研究以外的这样一个社会历史事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鲁迅也就跟着毛泽东沾上了神气，也被神化了。虽然鲁迅赞扬过的胡风、冯雪峰等人，鲁迅并不能保他们安然无恙，但鲁迅“骂”过的人，不少是遭了厄运的：“四条汉子”惨遭迫害，那是众所周知的了。吴组缃因了鲁迅“据说”他的家人为躲红军逃到上海，长期陷于困扰。徐懋庸因了“反对鲁迅”的罪名，屡遭揪斗。高长虹因为与鲁迅的纠纷，甚至殃及他的孩子……可是，这仍然不能证明鲁迅“骂”错了，也决不是鲁迅要陷害他们。这只能证明，中国某一时期的政治，是多么黑暗！鲁迅说孔子成了敲门砖，但不会有人以此否认孔子的伟大存在；一样的，鲁迅曾经成了政治棍棒，但只要理智健全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否认鲁迅的伟大存在。 其实，纠缠于人事的纠纷，决非鲁迅的本意。1936年7月，鲁迅 逝世前夕，他和冯雪峰谈到某些同人、战友不理解甚至误解他的论战的意义时，沉痛他说：“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我实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谓前进的批评家，他们是眼睛不看社会的，以为总是鲁迅爱骂人，我在战场上和人斗，他们就在背后冷笑……”（《雪峰文集》第四卷第25页）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说。
二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一些人讨伐杂文的观点，鲁迅对自己“骂人”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对人的评价的态度。 杂文的兴盛，完全是因了鲁迅的崛起。倘若抽去鲁迅的创作，杂文在文学殿堂可否占到一席之地，也还是一个问题。尽管鲁迅杂文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时人对杂文的攻击，也从未停止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攻击杂文，就是攻击鲁迅，至少包含有贬低鲁迅的成分。归纳起来，他们不满鲁迅、反对杂文的观点，大约有以下几条。 他们攻击杂文的“不满现状”。梁实秋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攻击杂文作者说：“有一种人，总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官方的《中央日报》发表的《杂感》一文，说“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这样攻击一通之后，官气十足地指摘鲁迅不拿出“究竟的主张”和“鲜明的回答”。梁实秋也认为作家的“责任不仅仅是冷嘲热讽的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去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如果开不出“药方”，人人都要变成哑巴吗？那不是又成了“死的中国”了？ 从梁实秋等人的观点看，他们当然不满于鲁迅的不满现状；他们还不满鲁迅不满当时的正人君子，每每跟他们过不去，报告着他们的卑劣。鲁迅说：“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鲁迅会给正人君子们“不幸”，如此，他们当然对鲁迅的“不满”是不满的。鲁迅“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是他偶尔有的心情，他另一方面的心境是，他要给他所不满的对象一点“不舒服”：“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们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坟·题记》）在“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的人眼里，鲁迅的“不满”，破坏了他们的好心境，当然是恶毒的了。 在对“不满”的不满的同时，他们攻击鲁迅的杂文是“骂人”。他们把鲁迅和左翼文艺对于各反对派别的原则性论争，一概都谥以“骂人”的恶名。官方的《中央日报》上的《文坛与擂台》一文，就把鲁迅的笔战文章说成是“骂人文选”，并且说：“养成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杜衡的《文坛的骂风》则认为当时的文艺论战，是“一团糟的混战”，而造成这“混战”的原因，是“杂文的流行”。他把杂文与骂人文章划上了等号，“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致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他攻击杂文的作者，说：“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大概十分之中三分是为着意气，三分是出于编辑先生的‘拉’，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只有“剩下来的一分，那大概是可以让给真理或正义这些东西去吧！”于是，他的结论是：“现在是大彻大悟的时候，不要为着这十分之一的真理而化尽了十分之十的勇气。大家不是吵着文坛的寂寞，没有伟大的作品吗？我们的气力是应该用得更值得一点的。”要杂文作者改过自新，停止杂文的写作。 对于“骂人”问题，鲁迅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说：“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为什么呢？骂别的什么，似乎都可以与他无干，他甚至还可以和你一起骂。比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了多少中国人的共鸣，人人在声讨中国人的丑陋，仿佛这么声讨了，他自己就不在丑陋之列了。倘若柏杨也像鲁迅那样，“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瞿秋白：《＜鲁迅杂志选集＞序言》），指名道姓地“骂人”，情况又将会怎样呢？那自然难逃被骂者的愤怒声讨。所以，所谓反对“骂人”的人，一当自己被骂了，也是要骂人的。鲁迅是看透了这些人物的。他说：“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人一样----他们是刽子手。”（《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又说：“倘有人骂，当一任其骂，或回骂之。”（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８日致陶亢德信）“骂人”不足为奇，假清高的、讥讽鲁迅“骂人”的人，自己未必不“骂人”。正如我在上面已提到的，鲁迅认为“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在《论讽刺》和《谩骂》等文中，鲁迅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骂人”的，其实却是因为他说出了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所以“含含胡胡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在《“题未定”草（八）》中，鲁迅论及战斗的作者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这显然是对杜衡之流的回答。 因为总是“不满”，因为“骂人”，所以他们认为杂文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又假惺惺地劝鲁迅去潜心于“鸿篇巨作”，搞“伟大的著作”。《中央日报》的文章说：“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但这种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们就要忘记”，所以劝 鲁迅要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名人，“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传》 更伟大的作品”。大学生林希隽也像《中央日报》一样，要人们想想外国为什么会有《和平与战争》这样伟大的作品产生。他把杂文和伟大的作品对立起来。但他缺乏一般的文学常识，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书名都搞不清楚，所以鲁迅称他为“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 对于这种攻击杂文的文章，鲁迅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鲁迅认为，所谓搞“伟大的著作”，是为了用名利诱使他离开激烈的现实的阶级斗争。鲁迅说：“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准风月谈·后记》），也不“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表示“还要做这样的东西”，“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就仍要它来适应斗争的需要，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且介亭杂文·序言》） 至于伟大，大的稍懂得现代史的人，没有人否认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所有杂文作品，其实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它刻划的是中国人的灵魂，是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决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鲁迅虽然时有“骂人”，但其实，他对人的评价却有其客观的标准，理性的态度。 首先，鲁迅论人是重大节，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许广平记录的鲁迅谈话中，记着鲁迅一次同来访者谈起某些人喜欢用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简直有切肤之痛。他说：“中国人对于某人的观察，因其偶有错误、缺点，就把他的一切言语行动全盘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尔基一点‘坏处’，就连他的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吴稚晖不坐人力车，走路，于是崇拜他，反而把他的另外行为，比损害一个人的体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宽待。又如孙传芳晚年吃素，人们就把他的杀人凶暴，都给以原谅了。”（许广平：《片段的记录》）鲁迅同意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在《反自录》一书中所说：“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这里提出了“观其趋向之大体”的论人标准；而所谓“趋向之大体”，即指“趋向苟正”还是“趋向苟差”。这是着眼于“大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论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三十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借明末袁宏道的小品文，提倡“性灵”。鲁迅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歪曲了袁宏道的本质。“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这更重要的一面，即“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袁宏道的形象被林语堂等人歪曲了，于是“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鲁迅与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然鲁迅看郭沫若，也是“观其趋向之大体”，“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其次，鲁迅是抓住要害，不及其余的。鲁迅一生批评过的人是如此之多。面对鲁迅批评过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鲁迅批评了什么？是批评他的“全人”，还是批评他的“一肢一节”，还是批评他的一时一事？鲁迅说自己作文是“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一二》）鲁迅批评“女性”的文章，是“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两地书·一０》）这里，鲁迅道出了他的战斗方法，抓要害，作短文。如此“剧毒”短文，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鲁迅的攻击，只是攻击可攻击之处，而不是针对攻击对象的一切。比如，攻击对象的脚底流脓了，鲁迅只攻击他的脚，而决不无事生非，说他得了梅毒。鲁迅批评蔡元培，是批评他在“清党”前后的言行，而不涉及他的教育思想；鲁迅批评李四光，是批评他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具体作为，而不涉及他的道德学问……而这些不及其余的批评，并不影响鲁迅在其他方面赞同被批评者的观点，甚至并不影响彼此之间有可能成为朋友。比如，冯乃超说鲁迅“醉眼陶然”，鲁迅也不客气地“回敬”过他，但在反击梁实秋时，他们却是一致的。鲁迅批评过周木斋，后来他们在曹聚仁家中却“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 再次，鲁迅是重视团结，也力行团结的。鲁迅疾恶如仇，但他决不因小忿而误大端。我们知道，鲁迅与成仿吾有过笔战，鲁迅对成仿吾甚至有厌恶之情。然而，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回，鲁迅在上海见过成仿吾，夸赞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成仿吾也说过，他是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的。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等等。以上这些内容证明了鲁迅有宽广的胸怀，力行团结。其实，团结是以宽广的胸怀为前提的。 在谈到鲁迅“骂人”一类杂文时，茅盾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倘就鲁迅杂文的作用而言，“匕首”或“投枪”，固然可以概括鲁迅的绝大部分的杂文。但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象，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振聋发聩的木铎，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纵情欢唱。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阵营内的错误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们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则的忠告，以及对中间分子摇摆不定的针砭。“在对敌斗争时，鲁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友、对中间分子时，鲁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则敲起警钟。”（茅盾：《联系实际，学习鲁迅》）茅盾的话，是符合鲁迅“骂人”的客观实际的。鲁迅决不是一味地骂，鲁迅心中有一杆秤，心明眼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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