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

心诚则灵

全球大学的变革方向

布鲁斯·约翰斯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总校前校长，现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高等教育与比较教育教授。在日前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他演讲的主题是—— 　　大学变革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它是复杂的，不仅需要大学校长、教师、学生以及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也需要教育管理部门负责人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关注，因为由高校、校长和教师组成的一方同由学生、家长、企业和社会组成的另一方之间的利益，最终靠这些变革来平衡。 　　全球大学的系列变革 　　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可以发展、合并、增设新的专业，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变革，只有当教师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学生的研究和创造性活动发生了改变，或者大学管理者按一套新规则运作这些现象出现，即组成大学的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变革。全球的大学在变革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例如： 　　(1)高等教育大众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良好运行、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对在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非大学形式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扩张及质量提高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变化。过去，许多国家将大学和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截然分开，称为“双轨制”，如今大多数国家都取消了这种“双轨制”，或者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当然，也存在着与多样化相反的趋势，即大学化——许多高校为了寻求更高的学术竞争力，竭力仿效名牌大学的办学模式，但这并不影响高等教育形式向多样化发展的总趋势。 　　(3)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虽然不会完全改变传统大学面授的教学方式，但传统大学的主导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已经使学术交流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并对教学活动产生影响。 　　(4)大学第一学位的规范化。这种变化对欧洲以及那些一直恪守严格挑选生源原则的大学影响最大，这类大学整个20世纪都始终坚持从正规的中学里挑选学生，并且学生获得第一学位的时间都很长。根据各国教育部签署的欧洲波隆那协定及其他协定，欧洲的大学本科学制正缩减为三年或四年。 　　(5)本科课程模块化。与本科学位时间缩短和规范化相联系，将各专业或学科的课程组装成模块，将会极大增加学生在大学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流动性。 　　(6)高等教育市场化。各类高等教育受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受学生择校、转学、退学、毕业的影响，受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的影响，受基金会和慈善捐赠人的捐赠方向的影响等。 　　(7)增加成本分担。学校经费由过去全部或大部分由政府和纳税人负担转向了由家长和学生缴纳一定的学杂费和食宿费。 　　(8)增加贫困生助学金和以学生贷款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资助。这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有助于成本分担机制的形成。 　　(9)大学和教师行为企业化。这是因为人们期望高校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减少对政府投入的依赖，所以要有一定的企业化行为。 　　(10)大学自治。大学被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以保证其更有效率，经费上更少依赖政府，对学生和社会的需求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11)私有化。很多国家鼓励设立私立大学，并且允许公立大学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按私有企业的规范运作，办学经费无需依靠政府投入。 　　(12)董事会管理。大学要加强自治，同时又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参照美国的董事会管理模式，经由董事会来任命校长，并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同时将学校的管理权赋予校长。 　　共同面临三大症结 　　全球大学在经历相似变革的同时，也都在努力回应三个同样的问题——财政困境、效率低下和不平等。 　　全世界高等教育都面临着财政困境，即使在最富足的国家，大部分高校也总是处于困境的边缘。教师要提高工资待遇、学校要增设新的专业、提高教学质量，都需要增加投入，导致了培养成本的增长。办好大学需要持续不断地增加投入，而作为投入主渠道的国家财政增长却要缓慢得多。有两条结论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一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越来越难；二是即使国家能够确保公共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在分配这些稀缺的公共资金时，政府也不再会考虑把大学作为优先投入的重点。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不可能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直接获得充足的资金来解决面临的财政困境，尤其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显著提高时，情形更是如此。 　　降低成本以减少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是缓解财政困境的一种解决办法，这也正是大部分国家的政府要求他们的大学(至少是公立大学)去做的。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寻求非政府经费的投入。这些资金有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学费、全成本或接近成本收取食宿费、教职人员从事有偿服务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捐赠等。在这些形式中，最具有活力的是收取学费，也就是成本分担。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财政责任正在从政府和纳税人转向家长和学生。 　　财政困境是指大学不能获得与其规模和使命相匹配的充足收入，而效率低下则是指对可能获得收入的错误分配。效率低下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在大学中，人们认为可以重新配置的资源主要是教师和员工，但为了追求高效率而采取的一些管理行为通常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政府通常会认为，如果大学能够提高效率的话，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投入，并以同样的理由阻止大学提高学费(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说，学费上涨是不受欢迎的)，迫使校长们做出艰难决定。 　　在以市场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中，只有大学自治才能使效益最大化，自主权的增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增加大学经费开支的自主权；学校有权自主决定缩减甚至完全取消某类专业；学校有权自主聘用教职工并根据大学的目标来决定聘用条件，学校有权支配“节余经费”，将它们带入下一年度或用于投资。此外，由于高校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不论公共利益有多重要，也不应完全由大学校长来考虑大学的社会责任。 　　高等教育中第三个大问题是不平等。如果高等教育的门槛和父母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语言、种族、居住地等与生俱来的特征紧密相连，就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成本分担，尤其是过去由纳税人负担的教育经费转向由家长和学生分担的发展趋势，可能会不利于低收入家庭、农村和少数民族家庭学生参与高等教育。减少这种不平等，可以采取对贫困生发放助学金和学生贷款的方法。 　　财政困境、效率低下以及不平等这三大挑战是全球大学变革中难以彻底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又会遇到两难的境地，例如：要通过成本分担来补充政府经费的不足，又可能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参与；要鼓励教育从事赢利性活动，又可能偏离大学的使命；高等教育大众化，又不想增加更多的政府投入，可能会使大学人满为患，降低质量等等，大学的变革充满了矛盾。

心诚则灵

匈牙利启动学生贷款新计划

(驻匈牙利使馆)

匈牙利教育部日前推出了学生贷款计划，首先于2001—2002学年向大学一年级提供，而后分阶段扩大，最终面向全部在校学生。学生贷款是对现行助学金制度的补充，其宗旨是保证所有的学生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因经济困难而影响就学。 　　学生贷款的筹集和发放 　　学生贷款资金由国家所属的非赢利性专职机构Student　Loan　Institution(简称SLI)负责筹集和发放。SLI有权监督受贷学生的学业情况。这种机制使学生与贷款出资方无直接联系，保护学生平等申请贷款，消除歧视，并使学生申请其他贷款时免于负面评估。 　　学生贷款限额为每人每月21000—25000福林(约80美元，匈牙利目前人均月工资约250—300美元)。贷款利率由实际通货膨胀率确定，一般高于政府征收的社会保障费率4%—5%，其中已包含冲销还贷的风险。利率对于确保资金良性运作，提高使用效益极为重要，这不仅保证了为需要贷款的新生提供贷款，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非必须的贷款行为。 　　学生贷款的回收 　　学生贷款要求学生毕业后，以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分期偿还。贷款的回收由匈牙利国家税务机关负责，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完成。学生每年还贷数额为其年收入的5%—6%，按目前匈牙利人均工资收入，还贷期限为15—20年。具体到个人，则视贷款数额和收入水平而定。因还贷数额与工资水平相关，且在工资中所占比例很小，即使是将来低收入的学生也能承受，不构成生活负担。 　　对某些暂时或长期特殊情况，国家还可以减免贷款利息，直至免除还贷义务。减免还贷利息的情况包括在家哺育婴幼儿、服兵役、失业、长期失去工作能力。免除还贷义务的情况包括死亡、永久丧失工作能力、退休。 　　中、匈两国学生贷款比较 　　对比我国与匈牙利在学生贷款中的做法，有以下几点显著差异： 　　一、我国助学贷款由银行直接面向学生个人发放，银行承担还贷风险。匈牙利通过专向机构SLI运作，出资方(银行、企业、团体、个人等)和校方不承担奉贤，有利于扩大贷款资金来源。 　　二、贷款回收在我国虽有贷款合同制约，但主要是靠学生自觉还贷。这样既影响还贷率，也影响银行发挥贷款潜力。匈牙利通过国家税务机关，依照国民纳税的法律义务，以所得税回收贷款，执行力度大，还贷有保证。 　　三、学生贷款有其特殊性，既要支持学生完成学业，又要顾及其还贷能力和生活负担。匈牙利规定，还贷数额按收入比例确定，还贷期15-20年，基本不影响学生生活，特殊情况还可以减免。我国助学贷款还款时间比较短，每年还款数额固定。 　　当然，中、匈两国国情不同，我国人口和地理面积都是匈牙利的百倍以上，各方面情况都要复杂得多。在国民素质(尤其是商业信誉和纳税观念)、人均高等教育资源等方面，我国与匈牙利还存在一定差距。 　　《中国教育报》2002年8月31日第4版

心诚则灵

“未来教育”重塑德国形象

驻德国使馆教育处　唐伦亿　李国强　谭军　供稿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报告之后，德国学生在国际评比中欠佳的表现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教育的争论，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联邦教科部部长布尔曼就此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背景： 　　PISA是一项由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及其成员国共同承担的学生基础能力国际研究计划，目的在于评估十五岁学生在完成规定教育内容之后，是否能够掌握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第一次PISA评估于2000年举行，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参与第一次评估的国家共有32个，对每个参与国4500至10000名中学生进行随机抽样测试，测试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的阅读能力、数学和科学能力。 　　德国29所中学近5000名15岁的中学生参与了抽样测试。2001年12月4日，德国公布了测试结果。测试结果中，德国学生的阅读能力在参与国中排名21，数学基本能力和科学能力在参与国中均排名20，如果把参与国学生的测试结果分为上、中、下三个等次，德国中学生的测试成绩介于中等和下等之间。这一测试结果在德国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要统一标准，更要对症下药 　　在过去的40年中，德国的教育联邦制一直被理解为合作式的“联邦制”。在这种体制下，人们追求的是“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在“一致通过”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决议。这种教育体制是否适用于21世纪？德国是否需要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联邦政府是否应拥有更大的教育自主权？如何实施教育改革？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 　　赫尔佐克认为统一的教育标准并非一定是好事。德国历史上几十种类型的文理中学被按照统一标准合并成了古代语言、近代语言、数理和音乐四大类，这项改革曾经被认为是成功的，但事实上，经过步伐统一的改革，很多原来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如：合并后，由于地区差别，小城镇不可能按要求设置四种类型的学校，而只能拥有其中某几种类型的文理中学，这样学生在转学方面仍然会遇到困难；尽管有统一规定的教学计划，但许多教师按照各校指定的教科书组织教学，各校之间存在很大不平衡；由于各州、各校的教育要求不同，造成学生成绩差异很大，这些问题都未能通过改革得到解决。 　　德国合作式教育联邦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非常不利于教育改革。某种程度上，是联邦制挡住了教育改革的路。在德国，若要对某些已被事实证明不再适时的规定进行修改的话，那么根据联邦制的原则必须得到每个联邦州的首肯，导致有些州因此放弃了势在必行的改革措施。 　　赫尔佐克认为，教育应是公众社会长久的关心热点，不应成为议会大选前各党派的竞选手段。教育改革应该对症下药，要从以下几个环节入手来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 　　1.师资问题。教师的能力应该成为招聘教师的一个条件，而不是盲目地只按照考试成绩来录用教师。此外，师范生的培养要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还有，由于教师这一职业属于终身职业，因此强化教师进修显得尤为重要。 　　2.教学计划问题。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强度都是通过教学计划制订的，而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教学量往往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单靠法律条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3.教学课时问题。教学课时表决定了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即教学时间的分配，决定了教学计划的实施，因此，不对教学课时进行改革，教学计划的改革是毫无意义的。 　　4.教科书问题。教科书是教师组织课堂教学的依据，由各出版社获州文教部批准后出版，而学校则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某一种教材。事实上教材决定了有关专业的学习内容，因此，各校选用不同教材也就造成了各校教学水平的不同。 　　5.质量保证问题。学校虽然可以通过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选用合适的教科书来保证教学活动的质量，但是评价权的分散影响了其最终的效果。因此保证教学质量更有效的方法是实行全国或至少是各联邦州统一的考试。这样，不仅学生和教师的成绩具有可比性，而且每个州的教育水平也有了相对客观的评比手段。然而，在德国只有少数的联邦州有勇气实行高中会考制度。 　　政府开出“未来教育”5味药方 　　为了对PSIA评估结果做出响应，德国联邦教科部部长布尔曼女士日前向公众介绍了名位“未来教育”的5个主要项目。 　　这5个主要项目是：从现在到2007年，德国联邦政府将投入40亿欧元，在全国新建至少1万所全日制学校，以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和教学条件；制订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包括对教育目标和学生能力的评价体系；效仿PISA行之有效的做法，建立一家全国性的独立教育评估机构；设立全国性的教育信息机构和独立的教育咨询机构；针对青少年学习能力低下问题，设立一些旨在提高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由联邦和各州共同参与的项目，强调从小抓起，因材施教。 　　布尔曼女士指出，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如德国这样，青少年的才能如此下降，而且社会出身如此明显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受教育的机会。有移民背景的青少年融合的速度也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德国的高中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的比例也落后于同类国家。她说：“巴伐利亚州在高中毕业生比率上居于最末席，目前只有20%，实在是很低。德国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必须提高大学生的比率”。尽管过去四年里，由于政府推出贷学金改革和高教改革的成功，德国高校新生入学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率从1998年的27.7%增长到2001年的32.4%，但远低于芬兰、瑞典等国家高校新生60%的入学率，甚至低于PISA统计中48%的平均水平，这表明德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资格的学生人数要低于其他工业国家，然而就是在这已经为数不多的学生中，还有25%的学生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德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布尔曼女士表示，面对这种情况，联邦政府和所有联邦州政府都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她指出，自本届政府执政以来，联邦政府已经提高了28%的教育和研究支出，2003年联邦政府在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政府预算将达到创记录的高度，93亿欧元的投入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20多亿欧元。她要求各州“以联邦政府为榜样，保证教育和研究在政府预算中的优先地位”。 　　布尔曼强调，德国绝对不能固步自封，教育是全民族的责任，狭隘的地方政策和不负责任的党派之争，带来的只会是停滞不前和一事无成，目前的这种状况就是这些年形成的教训。联邦政府将负起责任，使德国教育重新在国际社会中具有竞争力。她最后说：“我希望，十年后德国教育能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国家中名列前5位，这是今后几年德国教育政策最紧迫的目的之一。” 　　《中国教育报》2002年8月31日第4版

心诚则灵

外国教改一瞥

田温　田晓云

美国：计划在中学生物学科教学中增加基因组方面的内容，并已制做出一套多媒体基因组教材。这套教材主要为中学普通生物学课程或生物入门课而编写。主要内容包括：基因、变异和人类历史，如何对基因组测序，基因组研究和医学的未来，伦理道德和立法及社会问题案例研究等。制作这套教材的目的是加强全美中学的生命科学教育，确保美国各地科学教师能拥有较好地获取人类基因组最新信息的渠道。 　　俄罗斯：从实际出发改革中学教学制度。教育部长菲利波夫在2001年的一次对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俄罗斯现有一半中学生不能掌握教学大纲的内容，因此有必要改革教学体系。这位部长透露，全俄孩子感到最困难的课程是数、理、化和生物。有25％的学生不能领会这些课程的困难章节，另有25％的学生选择了文科。据统计，全俄约有1000万学生不能掌握上述课程的内容。 　　菲利波夫说，教学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对中学高年级学生进行专业训练，理科班已开始实行新的教学制度：第一阶段为3年的普及教育，然后再用一年的时间让学生争取获得学士学位；第二阶段是通过一年训练使学生获取在工厂担任工程师所需之技能；第三阶段为毕业生提供从事科学工作的可能。 　　巴西：2001年，巴西总统卡多佐签署了中学普及电脑及网络教育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巴西教育部门将在2002年底之前为全国所有的公立中学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配置上网电脑。实施这一计划，巴西政府要投资5亿美元。 　　韩国：（一）实施《英才教育振兴法》。2001年3月1日韩国颁布实施《英才教育振兴法》，此法旨在为早期发掘卓越人才，开发其潜力，通过实施条例其能力及素质的教育，实现自我价值，为国家及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此法规定：国家为振兴英才教育要加强如下几方面的政策。（1）制定有关英才教育的各种综合计划。（2）英才教育内容及方法的改善和补充。（3）英才教育及教育班级的设立及营运等。 　　（二）培养英语交际能力，改革中小学英语教学。2001年，韩国教育部公布了关于中小学英语教改计划。计划规定：（1）从2001年3月新学期开始，韩国小学三、四年级和初一的英语课必须用英语讲授，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2）初中一年级学生每周必须有3小时的全英语课，小学三、四年级学生每周必须有一小时的全英语课。 　　《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28日第4版

心诚则灵

拉脱维亚1/3中小学有固定因特网

据新华社

拉脱维亚教育信息系统负责人亚尼斯·比切维基斯日前透露，拉脱维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小学拥有固定因特网。 　　比切维基斯指出，这一比例即使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是不算低的。 　　他说，教育信息系统的预算绝大部分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购买电脑设备以及组建网络等，只有约5%的资金用于教学，7%的资金用于中小学管理信息化，5%的资金用于培训师资。 　　他还说，拉脱维亚有70%的教师得到了电脑培训，这在欧洲也是位于前列的。 　　据教育信息系统提供的材料，到2002年年中，拉脱维亚平均25名中小学生拥有一台电脑，97%的电脑上了网。(据新华社) 　　《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28日第4版

心诚则灵

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魁北克学院”

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教育系列中，有一种别具特色的教育机构——大学预科及专业教育学院，简称为“魁北克学院”。魁北克学院均为公立学校，主要任务就是向青年和成年人提供中学后教育，申请入学者必须接受过六年小学和五年中学的教育。魁北克学院是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而大学则为第二阶段。 　　魁北克学院共有48个，分布于全省各地，以尽量满足各社区及各行业的需要。为了扩大教育面，许多学院还在偏远地区开设分校。目前约有15万多人就读于学院，其中一半以上攻读技术专科。 　　魁北克学院主要有以下三个特色： 　　一、提供为期两年的大学预科及为期三年的技术专科教育，同时开展成人教育。 　　大学预科开设的课程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商学、历史、音乐、美术等学科，有些魁北克学院还授予国际大学预科文凭。技术专科教育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主要培养技术人员和技师，覆盖农业食品技术、生物技术、物理技术、人事技术、工商行政管理技巧、艺术和图形传播六大领域。技术专科毕业后亦可申请上本科大学，一些大学的部分专业直接招收这类学生，也有一些专业要求学生补习若干课程后才准予入学。技术专科教育是魁北克学院的强项。专业设置以对劳动力市场数量和质量的精确分析为基础，课程内容都是在明确相关职业对技能的要求后才确定的。因此毕业生成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相当高，总就业率达90%以上。 　　其成人教育也颇为有名。学院与企业直接挂钩，提供实用和前沿培训，使学生能更好和更快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二、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基础，创建“技术转让中心”。 　　八十年代初，为了支持高等教育层次的技术培训以及推动技术转让工作，魁省政府依托魁北克学院创建了首批技术转让中心。目前共有23个中心，涉及生物技术、农业食品技术、冶金技术、材料技术、航空技术等领域。 　　这些中心都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营的现代化企业，大部分为私营非盈利性公司，有的还与其它企业组成企业集团。虽然魁省教育部和科技部提供一定的经费，但这些中心的大部分经费(有的高达80%)来源于服务合同。它们的业务主要包括：接受和安置“魁北克学校”的技术专科学生在其实验室和合作企业实习，实习生获得一定的报酬；利用其先进的实验设备，接受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委托，对产品进行测试，提交检测报告；应客户要求，找出产品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及与企业合作，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经过20多年的成功运用，这些“技术转让中心”在加拿大科技创新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根据中小企业的具体要求，开展应用研究，成为大学基础研究和私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纽带。 　　大部分“中心”还开展国际合作。如举办短期技术培训班，为公立和私营机构提供针对性的技术援助，与国外同行开展研发项目，进行技术转让等。 　　三、协调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48所学院联合成立“魁北克学院国际部”，其主要使命就是展现所有成员学校在国际舞台上的风采，提供有关魁北克学院的信息，开展成员单位与外国机构之间的交流，发展与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协调魁北克学院的国际活动。 　　魁北克学院国际部代表各个学院与外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公共和私营企业进行交往和联络；帮助外国学生到魁北克省求学，组织魁北克学院学生到海外进行应用技能培训；提供魁北克学院国际合作与服务的项目信息，安排就某种产品或服务进行合作。 　　魁北克学院开展国际合作逾20年，涉及45个国家，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参与了数百个项目，主要涉及机构能力加强、中小企业技术协助及劳动力培训等活动，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争取了一些项目，也得到过该署的表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美洲发展银行以及部分外国政府有合作关系，在教育体制规划与管理、课程建设、职业培训、人力资源规划与开发、技术转让和企业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国际合作。 　　魁北克学院在提供大学预科教育和技术专科教育，依托教育和人力资源创建技术转让中心，协调开展国际活动等方面的特色，对我国的高中后教育有一定的启示。 　　一、做好大专与大学本科的衔接，使参加大专学习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技术大专毕业生既能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就业，又能通过承认学分，补修部分科目的办法，进入本科阶段学习。 　　二、技术转让应跳出各自为政的框框，开展地区性合作。高校办的技术转让中心和科技园，不但要与地方政府合作，也应与其它学校包括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组建企业化运作的实体，运用市场经济的力量，尽快使科技成果产业化。 　　三、高校的国际合作也要走联合发展的道路。诚然，国内不少重点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但不少合作仅停留在学术交流层次，缺乏市场意识和科技开发意识。而外国政府机构，如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署和英国的国际发展署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都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执行机构。因此我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必要考虑成立行业性的或是区域性的国际合作联合体，以具有国际活力的高校为龙头，联合一些具有强势项目的学校和科研机构，与发达国家的类似机构进行沟通，组织中外科研力量向两国政府申请和投标大规模的国际合作项目。加拿大政府目前就希望本国高校与外国高校、科研机构、产业部门申请伙伴关系项目。从长远看来，成立国际合作联合体是一个争取国际学术和科研合作项目比较有效的手段。(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 　　《中国教育报》2002年9月28日第4版

心诚则灵

7月22日至8月1日在京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日前，由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辑整理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出版，荟萃了论坛上中外校长的真知灼见。该书责任编辑夏鲁惠先生将论坛的丰富内容提炼成文，以飨读者。

外国大学校长的管理之道

管理模式 　　英国、法国、德国等实施中央集权管理模式，美国实施分散的管理模式。虽然他们的宏观管理模式不同，但又具有一些共性。 　　加利福尼亚大学理事会理事李信麟介绍了加州高等学校的分层问题。加州高等学校分为三个系统，实际上是三类不同层次的大学。第一层次是研究型大学(如加州大学)，第二层次是以教学为主的大学(如加州州立大学)，第三层次是社区学院。大学分层次是社会需要决定的，设置哪个层次的学校是由政府根据相关法规和办学条件等决定的，学校不能随意改变办学层次。同时在这三个层次的大学之间有“立交桥”，比如社区学院毕业生可以升入第二层次的大学完成本科学习。不同层次的大学之间，学分可以互认和转换。 　　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指出，大学要成为有效的竞争者，有效的管治结构很重要。这种管治结构不但要发挥垂直体系的功用，还要发挥平行体系的功用；除了发挥上层的主动性，还要发挥院系一级的主动性；而且大学校长要敢于并善于决策。他认为，如果大学要提高质量，垂直关系和平行关系就必须走到一起。 　　在演讲中，外国大学校长都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即教学以学生为本，办学以教师为本。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具体阐明了系主任在大学中的作用。他认为，一位优秀的系主任应该带领学系持续发展，理解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方式，激励他们，确保教学有效运行。 　　发展战略与规划 　　大学校长们认为，大学发展战略与规划非常重要。动员、吸收大学每一分子思考并落实战略规划是校长的重要任务。 　　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指出，大学战略是学校领导者明晰大学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思考过程，通俗地说就是要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制定有效的大学战略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熟知该校的长处和不足、理解其特定文化。大学规划需要足够的弹性，以便能够在不改变总方向的情况下随着环境变化而加以修订。 　　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制定战略规划时十分注重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确定优先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创造出一种“小而优”、“小而美”的成功办学模式。这是卡—梅大学能够在短短的30年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战略规划过程中，该校成立了战略规划委员会，要求学校中的每个机构都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负责，而且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参与规划。卡-梅大学每个院系都有咨询理事会，每3～4年开一次会议。 　　经费的筹措与使用 　　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不可能从政府的财政中获得充足的资金来解决所面临的财政困境，尤其是当大幅度提高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时，情形更是如此。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学需要实施三种策略。第一是降低成本；第二是扩大经费来源；第三是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从而保障大学有一个稳定的经费基础。 　　哈佛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学费、研究的资助和募捐，三者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斯坦福大学开支中只有17%是来自捐赠基金，其年度预算的83%要通过其它来源进行筹措。除了研究经费，哈佛大学从政府那里一分钱也拿不到。美国公立大学主要从州政府得到拨款，如明尼苏达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从州政府那里得到年度预算的25%。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 　　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校长吴家玮认为，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应是政府。来自社会方面的资金能够用作补助，增加经费使用的灵活性，但不能视为主要支柱。政府拨款多寡，要根据学校的类型、需求、成绩。拨款准则要公平、可行、透明，切忌平均主义、一刀切、公式化。 　　教学管理与质量控制 　　明尼苏达大学校长尤道夫认为，要保证教育质量，首先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校内管理体制；所有著名的大学都是采取师生互动的学习方式，包括允许本科生参加研究工作；要重视研究与教学的结合，由高水平的教授去教本科生；要注意对学校管理人员的培训；学校的规模、师生的比例会影响教育质量；要重视跨学科的研究；必须有财政上的保障，这是质量的基础。 　　关于研究和教学的辩证关系。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明确指出：研究和教学的辨证关系是研究密集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斯坦福大学要求聘用的任何一个教师都要承担教学任务。 　　关于教师问题。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认为，聘任教授时，不但要看其良好的资格条件和推荐信，还要看其工作履历，审视其个人品质。好的教授应当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动机，有好奇心和抱负并在此驱动下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在教师晋升职称评价中，美国大学通常涉及三个方面：利用文献资料的检索等对教师进行评价；校外同行评价；研究生对教师进行评价。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在教师职称评定中所关注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剑桥大学副校长朗斯黛尔女士介绍了该校教师发展工作的程序：一是任命程序，考核其教学能力。二是任职和培训。开办新教师培训班，培训其电子教学手段的使用及其它教学能力。三是安排系里或院里担任高级职务的教师辅导新任讲师教学及管理工作。四是所有讲师都要经过试用，证明合格后方可正式任命。五是所有讲师都要参加年度考核。他们可以向系主任反映遇到的问题，提出需要哪些方面参加培训。六是教学观摩，以检查新任教师的教学能力，同时开展研讨，请有经验的教师提出改进意见。七是将学生评价作为讲师教学的评判标准之一，并为有关委员会在详细讨论教学问题时提供参考。八是晋升。讲师晋升为高级讲师按教学、管理和研究能力顺序进行考核、晋升。晋升为副教授主要依据是研究能力，也包括教学能力。晋升为教授，主要依据是研究能力，也包括教学和行政管理的能力。九是学校的教育技术应用研究中心可以对教师进行3个月的培训。 　　关于学生问题。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着重强调了学生主动学习和参与科研的重要性。他说，应该在研讨课中公平地对待学生，使其得到最大的激励和挑战。他说，要让本科生经常地、充满新奇地、有强烈的愿望对老师说：你错了。任何领域的学术和科研如果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都不可能繁荣。学生特别是研究生，通过密切参与大学的研究活动，能够发展起对于科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其开放的心智和浓厚的兴趣，使他们将最新知识转化为创新活动。 　　关于教学问题。东京大学学生前两年主要学习人文及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后两年才分专业，此时课程密度较大。在分专业时，每个学生可以选报三个专业，学校根据报名情况和学生前两年的学习成绩将学生分到不同专业。剑桥大学副校长朗斯黛尔女士说，在学生研究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学校应注重对他们进行多学科的教育，提供跨学科课程，使学科知识互相渗透。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指出，哈佛大学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交叉学科和教师之间(或学院之间)的合作。 　　《中国教育报》2002年11月23日第4版

心诚则灵

大学将拥有更多的独立和自由

——访维也纳大学副校长阿瑟·迈廷格

本报记者　范绪锋

“创建一流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营造一种自由的氛围和有利的条件非常重要。”日前，来华访问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副校长阿瑟·迈廷格(Arthur　Mettinger)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的大学将拥有更多的独立和自由。 　　迈廷格介绍说，到2010年前后，欧盟要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目前欧盟内部存在各式各样的国家，他们有各自独立的高等教育制度。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久的将来，欧盟将形成统一的大学系统。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学制、学历以及学位的颁发比较统一化；各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将大大得到加强，逐步形成网络化的结构；各学校学生、教师的交流也将更便捷。欧洲的大学也将吸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欧盟各大学都将是一个面孔，而是保留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组织法律和制度结构上，将分为欧盟、各国家以及各个大学等三个层次。现在欧盟各国的大学都在努力实践高等教育统一化的改革。奥地利当然也包括在内。 　　不久前，奥地利重新修订了自己的《大学组织法》。现有的《大学组织法》是在1993年颁布实施的。奥地利政府修订的新的《大学组织法》，将于2004年1月1日实行。新旧法律差别很大。现有的法律规定，大学完全属于国家，是一个国家单位；而在将来新的法律当中，大学将得到更大的独立性。政府仅负责制定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具体的做法则完全由大学自己自主决定。未来的大学将拥有更多的独立和自由。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自己的规模大小和内部组织，可以办成很大的综合性大学，也可以办成较小的富有特色的学院。在旧法律当中，大学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决定的；而在未来，大学完全可以决定自己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可以决定是否与别的学校合作或者合作的方式，拥有更广范围的办学自主权。当然，这种自由对大学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看学校是否能充分利用好这种独立和自由的权利。 　　创建一流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营造一种自由的氛围和有利的条件非常重要。迈廷格认为，大学不可能完全按照计划的模式运作，要有开放的精神，以良好的环境、气氛激发教师和学生对学术的兴趣。大学必须给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和学生的学习提供尽可能大的自由。在奥地利，4年大学毕业后可以获得硕士学位(医学需要5年)，大学一天排课也就4课时左右，大学生一年当中只有6个月在上学。但这并不等同于降低或放宽要求。维也纳大学的淘汰率是很高的，约有30%至50%。拥有637年历史的维也纳大学是世界知名学府之一，迈廷格说，就维也纳大学的经验来讲，我们既秉承有价值的传统，也必须随着时代和形势发展不断创新。大学不要“训练”学生，而要给他们以“教育”，要赋予学生以独立的思想，教他们学会科学的方法。基础的理论知识的掌握是必需的，同时也要给学生更多机会提出重要的问题，给他们机会不断去追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这样，学生毕业后，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学到了掌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就足以适应社会实践和工作的需要了。(本报记者　范绪锋) 　　《中国教育报》2002年11月23日第4版

心诚则灵

荷兰重奖清华教授吴良镛

据新华社

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奖12月12日下午在荷兰驻华使馆举行颁奖仪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两院院士吴良镛因其在建筑与文化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成为本年度这一奖项的获得者。 　　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奖是在荷兰享有极高声望的文化奖项，它的设立旨在奖励全球，特别是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文化和发展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和组织，由此鼓励全球的艺术家、思想家进行交流，并通过授予奖项、资助出版、促进宣传和资助艺术作品的制作等途径鼓励文化和发展领域的各种活动。 　　克劳斯亲王基金会认为，吴良镛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事业，在传统文化普遍遭到破坏的当代社会里，他努力保护传统建筑的环境，不仅使人们了解到传统建筑及现代建筑的价值，还帮助人们认识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他以其无可估量的贡献而成为对中国现代建筑师产生影响和鼓舞的源泉。 　　今年80岁的吴良镛，1944年毕业于国立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教授筹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他曾担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世界人类聚居学会副主席、主席等职。他主持设计的北京菊儿胡同类四合院工程于1993年获联合国“世界人居奖”，1999年他主持起草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北京宪章》，被誉为“指导人类21世纪建筑实践的重要文献，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14日第4版

心诚则灵

中国教育新闻考察团欧洲见闻①

走进德国高等学校

——从波茨坦大学看德国的高等教育

本报记者　夏越

2002年10月22日下午，我们中国教育新闻考察团一行10人，在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李国强先生的陪同下，从柏林驱车近百公里，来到波茨坦大学——德国一所年轻的高等学校进行访问。从这里，我们不仅对该校的办学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对德国的高等教育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德国的高校什么样 　　德国的高校什么样德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成立于1368年。19世纪，按照“洪堡精神”成立的德国大学，以其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及学术自由等特点，被奉为欧美各国高校发展的楷模。到1998年，全德共有高校344所，其中综合大学92所，师范学院6所，神学院16所，艺术学院46所，高等专科大学152所，行政管理学院31所，综合大学1所。目前，在校生约180万人。德国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由国家举办，但国家也鼓励私人和民间组织办高等教育，并给予必要的指导和资助。1998年，全德共有民办高校75所。 　　在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9%左右，约占就业人口的14%。德国高等教育主要包括实施学术教育和工程教育的综合大学以及实施应用技术教育的高等专科大学和少量的职业学院。德国没有全国或全州的高校入学考试，13年制或相当13年制文理中学的毕业生，在其中学毕业的同时即获得大学的入学资格。按照各州达成的协议，高校有义务接受所有取得这一资格的年轻人上大学。目前，有1/3的适龄青年上大学，每年约有新生25万人。1998年德国各类高校注册学生人数为180多万人，其中外国学生为16.6万人，占9%。大学师生比为1：10，高等专科大学的师生比为1：25。 　　我们访问的波茨坦大学，只有11年的办学历史。两德统一以后，德国的高校进行了改组，波茨坦大学正是改组的产物。波茨坦大学的前身是民主德国时期的师范学院、法学学院和国家安全学院。 　　规模大了，质量怎么保证 　　规模大了，质量怎么保证波茨坦大学有法学、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经济和数理(自然科学)五个系，专业近百个。1991年建校时有学生2000人，经过10余年的发展，目前学校的在校生已达到1.5万人，教师200多人，教辅人员500多人。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带来了如何保证教学质量的困惑：学校的硬件设备已近饱和，师生比悬殊较大，都为教学质量埋下隐忧。许多德国高校的学生开始抱怨大学里的大课“过大”。与中国许多扩招后的大学一样，如何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德国高校关注并需要解决的问题。据介绍，由于国家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方面的原因，德国的高校目前在招生上没有什么自主权，学生报读，学校就必须接收。像波茨坦大学这样的在校生规模，一方面说明了学校对于求学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学校对规模控制的乏力。但是，学校还是想方设法作出努力：在教学上，对于某些热门专业实行名额限制，规定报读这一专业的学生中学毕业考试的成绩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以控制入学人数。 　　在德国，高校实行学分制，对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不作限制，但在教学过程中要求严格，学生很少能按期毕业，淘汰率在30%左右，这也是确保质量的一个办法。 　　德国也建立了高等学校教学考核监督协调委员会，在全国若干个地区建立了办事处，总协会负责各地办事处的监督质量。各地分会有多种形式，有些针对某个专业或某个地区，有些是与企业经济联系密切。若某一个专业要作为学士学位的专业提供给学生，必须达到某一种标准，经过评估协会认可后，才能纳入教学体系。 　　师资与科研，一个都不放松 　　师资与科研，一个都不放松波茨坦大学有教授200名，还有许多客座教授。学生增加了，师资成为学校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德国的教授90%是公务员，这就意味着其工作、收入是稳定的。教授是终身制，每两年工资提高一个标准。这样的体制，使得教授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也使他们缺乏科研的动力。针对这种情况，政府改进并实行了新的付薪办法，主要原则是奖勤罚懒，即教授有一个基本工资，还可以从科研成果方面获得补贴，提高收入。波茨坦大学在德国的高校中不属于一流学校，初聘教授较多，学校也不担心他们的流动。但是这种付薪制度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评估教授的课程和科研成果。 　　波茨坦大学每年的经费投入约为1.55亿马克，资金的50%与人员有关，所以学校的科研要靠争取第三资金。其主要来源是国家科研基金会、德国教育研究会以及企业联合会。学校的8个重点科研领域经费可以得到保障，其余则要争取第三资金实现。尽管科研经费不是十分充裕，但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波茨坦大学还是非常重视科研工作，学校教学科研的重点是跨学科的，地球学、系统工程等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 　　德国，作为接收留学生人数位居世界第三的国家，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在波茨坦这所年轻的大学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漫步校园，三三两两的各国学生信步从身边走过，接收各国留学生，与国外高校合作，并且派学生到国外的高校学习……走出学校的瞬间，我不由感叹：时代的发展，不仅使更多的人“大学梦圆”，而且可以放眼世界，选择自己理想的读书场所。因此，今后高等教育的竞争，也必将是一场国际化的竞争。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28日第4版

心诚则灵

中国教育新闻考察团欧洲见闻①

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法国教师

——访巴黎克尔代伊师范学院

本报记者　许丰

出国前在查找有关法国教育背景资料时，曾读到这样一则消息：法国教育部长紧急寻找师资。从现在起的10年之内，国民教育机构将招聘或更新一半的教师。仅2001～2005年期间，就要招聘8.8万人。法国的师资状况到底什么样？是怎么样的培养途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了位于巴黎市区近郊的克尔代伊师范学院。 　　校长拉菲尔·弗兰克内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我们所熟悉的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的师范院校相比，在法国排名第三的克尔代伊师范学院小得令人不可思议：学院没有院墙，不大的两幢校舍，让人感觉稍不留意就会闯到别人“家”去。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竟然有5600余名在校生和5万名接受继续教育的学生。 　　据拉菲尔·弗兰克内先生介绍，法国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划分为26个学区，各学区都有自己的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院，规模小的也就200人，大的能到6000人。从80年代初开始，法国政府停办了各类中等师范学校，代之以大学师范学院，培养学士学位以上的毕业生任教，1986年以后，师范学校不再招收高中毕业生，而改为招收普通大学第一阶段毕业者，学制两年。第一年进行专业知识方面的学习，第二年实习。“克尔代伊师范学院在培养中学理工科教师方面具有优势，除了培养普通中小学教师外，还负责为职业高中输送技术教师，特别是电子工程、微电子工程更是我校的强项。同时，我们还有为中学培养教学顾问和图书馆人员的任务。” 　　师范学院每年招生的人数是根据岗位需求确定的。比如，克尔代伊师范学院所在的学区2003年有2000个岗位，学区长就会提前给拉菲尔·弗兰克内校长下达2000人的入学指标。学生毕业的通过率小学教师为60%，中学教师只有20%，没有通过教师资格证书考试的人将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听到这样的介绍，我们不禁感叹：在法国要当一名教师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一旦拿到了教师资格证书，就算捧上了“铁饭碗”，法国的教师是国家公务员建制，享有法律保障的十分稳定的地位和待遇，深受社会尊敬。教师的工资、退休金及主要补贴都是政府直接发放，只要没有重大错误或犯罪，相关部门是不会轻易取消某个人的教师资格的。因为法国人认为，知识的探求与传输是个特殊的领域，不能将企业人事管理办法套用于学校，企业“效率”与“回报”的原则绝对不适用于学校。我们考察克尔代伊师范学院那天，正赶上教师为提高工资举行全国性的罢工，于是很自然地问校长是不是因为要接待我们而坚守岗位？“哦，不！公立学校的校长是由国家任命的，是不允许参加任何形式的罢工的。”拉菲尔.弗兰克内先生两手一摊，笑着回答道。 　　对于我们这些每年都要跑上几十所甚至上百所学校的“老记”们来说，到学校参观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教室、图书馆、计算机房、实验室……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最让我们振奋的是，我国的教育从观念到软硬件建设都在与国外拉近距离。有些地方，比如计算机校园网的建设、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北京的学校就一点不比巴黎的差。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国外校园的人本化思想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桌子上的一条弧线，一个不起眼的电源插头，图书室外几台随时可以上网查询的计算机……都具有明显的人文关怀痕迹，而这些，也许恰恰是被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管理者所忽视的。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28日第4版

心诚则灵

中国教育新闻考察团欧洲见闻①

莘莘学子情　拳拳爱国心

——中国留德学生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安俊芷

10月21日晚8：30至10：45，中国教育新闻代表团在我驻德使馆教育处的支持下，举行了有10多位留学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刘京辉参赞亲自主持了会议。尽管有的留学生因时间紧张，晚饭都没来得及吃，但大家来到教育处，又遇到刚刚从祖国来的亲人，心情、感觉就像过我们中国人的团圆年一样。开始大家还有些拘束，到后来，生怕自己要说的话说不完，你一言，我一语，就像托朋友往家里带东西，千万别落下什么一样。 　　我对祖国说 　　黄礼登同学在柏林自由大学法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他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曾在检察院工作3年。出国前，处里的同志曾送我一个纪念盘，上面镌写着“祖国在我心中”。我一直把这个纪念盘带在身边。记得临出国时，处长对我说：“学祖国有用的！”我现在作的论文题目是《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司法沉默权》。这个题目对国内来说比较超前，但我想它对我们祖国要坚定地建设法治国家来说，是一定会有用的。 　　刘秀飞博士(柏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说：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得到的是高于“优秀”的“杰出”的评价，这在我们研究所所有德外学生中前所未有，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为此感到骄傲。 　　黄礼登同学还就我国对外宣传如何占领舆论阵地的问题谈道，现在有一份中文报纸，在每一个华人超市或中餐馆都可以顺手取到，免费赠阅。这家报纸有某些国际反对势力的支持，把国内写得暗无天日，不客观，不公正，特别是对国内的报道更是极尽歪曲，看了让人很生气。我们的报纸能不能也放到华人超市去！ 　　留学生们特别希望多渠道增加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信息资料，以适应在国外学习工作的需要。徐文晖同学(在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专业攻读博士)说：有人和我讨论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可我太缺少知识的武器。有什么办法、渠道，传达给我们一些特别急需的与时事相关的知识吗？宣传祖国是我们每个留学生的义务。 　　罗维佳同学(在柏林经济学院经济专业攻读硕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也有人向我提起西藏问题，我是这样解释的——在东西德合并的问题上，由于东德经济基础落后，每一个西德人都要付出代价。可是你们为什么还是要推倒柏林墙，走到一起呢？我的那位德国朋友似乎理解了我们的西藏问题。 　　徐文晖同学建议，在宣传祖国的问题上，公派留学生应主动和德国人交朋友，更多地承担宣传祖国的责任和义务。 　　我对学弟学妹说 　　孙曰俊同学(在柏林PAUL-DRUDE-INST研究所攻读博士)说：中德教育制度有很大差别。在国内我们的学业走上去就是一条不归路，读的层次越高越是这样，几乎没有重新选择的可能，因为有年龄的限制。这一点，德国好一些，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可以不停地选择。因此，当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所学专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另外，在德国，学习完全靠自己，是自主学习。刚从国内出来会很不适应，会感到无所适从。我们所里有50多名研究生，一年和导师也见不过10次面。 　　关于如何适应国外的学习生活，黄礼登讲了自己的体会：我刚来德国的第一学期，感到师生关系蛮远的。想见导师，要先找导师的秘书预约登记，提交谈话提纲，得到通知后才能和导师见面。感到人与人之间关系机械、冷漠。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这种看法。有一位退休的德国联邦大法官，知道我曾搞过检察工作，就常常邀请我和同学一起到他家做客，我们似乎有了忘年交的感觉。他常常和我讨论我的论文题目，好像生怕漏掉一个有关“沉默权”的字。他的出现使得我的责任导师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德国知识界有许多人对中国有着美好的感情，我和大法官的往来使我深深感受到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为留学生，我们要主动交朋友，主动学习。 　　关于留学生打工的问题，年龄最小的自费留学生张珏同学有自己的体会：学习加打工是对留学生生活的一种体验，打工也是融入当地社会、学习语言的有效手段。一些公费生不打工是一种缺陷。 　　我对“爸爸妈妈”说 　　徐文晖同学说：邓小平同志派留学生出国是英明的，我切身体会到出国留学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出国留学，艰苦是真的。但它使我思想成熟，眼界开阔，学到其他民族许多优秀的东西。出国留学现在有公费的、自费的，还有小留学生。国内应分类进行宣传，各类留学生出国前应做哪些准备。我们的留学生压力太大，西方常常采取短期留学的方式，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提高一下语言就回去。我们可以尝试这种方式。 　　许多同学都谈道，凡是要出国的同学，一定要问明白自己，我为什么要出国？我出国干什么去？我为出国做好精神、物质、经济、身体、心理各种准备了吗？ 　　王宁同学(在柏林工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攻读硕士)谈道：自费留学对自己学习、交往、社会活动能力，包括烧饭的能力都有提高。但我看到有些小留学生被假中介公司骗来后抛弃在那儿，很可怜。凡是选择中介公司渠道出国留学的，一定要对中介公司考察清楚。有些爸爸妈妈只因为德国大学不收学费而把孩子送来，收获的可能是苦果。现在德国对小留学生需求趋缓，而国内生源越来越多，小留学生两年后可能没书读。怎么办？孩子出国好是好，最好在大学以后或大三、大四时再考虑出国。 　　刘天宇(在柏林PAUL-DRUDE-INST研究所攻读博士)接着说：有些爸爸妈妈为追求时尚，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送孩子出国，只寄钱，不管别的，是完全错误的。孙曰俊接道：这些孩子是家长让出国就出国，很盲目，也没有自制力。一个人在外面，语言又不通，很孤独。再加上德语很难学，学习有了困难就放弃。可语言过不了关，能学什么呢！又不好意思回家，就在这消费。家里也不知道孩子干什么呢，就管寄钱。这样的小留学生前途是什么？留学没学成，国内的学业也荒废了，“荒”大成人，父母得到的将是什么？ 　　……时间已经很晚了。团长赵书生对莘莘学子们的拳拳爱国心表示深深的敬意，并表示一定把大家的“心意”带回祖国。 　　已近午夜，我驻德大使馆教育处依然灯火通明，留学生们仍三三两两，热烈地谈论，好像意犹未尽，许久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28日第4版

心诚则灵

中国教育新闻考察团欧洲见闻①

大西洋的海水都是咸的

——访法国教育世界杂志社

本报记者　夏越

“今天有一个全国教育界的大罢工，我们信息处的人已经到街头采访，以备杂志当月的出版。”法国教育世界杂志社总编辑皮瑞卡先生一见面，就先向我们“报道”了最新的教育动态。关注教育、追踪市场，是法国教育世界杂志社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 　　这份每月出版的杂志隶属于法国著名的世界报集团，创刊于1975年。目前每月印刷8万份左右，销售4.5万至5万份，主要读者群是家长和教师。尽管皮瑞卡先生谦虚地表示，杂志的规模与发行量无法跟我们的报纸相比，但同为教育类媒体，交谈中我们发现：教育世界杂志遇到的问题与国内教育媒体所面临的问题惊人的相似：媒体的定位是什么？如何赢得更广泛的读者？谈到刊物到底应该更倾向于教师还是家长？皮瑞卡先生说：倾向家长，教师读者会认为杂志缺乏专业性；而倾向教师，家长则会因感到杂志过于专业而逐渐远离……基于这样的原因，杂志自创刊以来，始终在自身的办刊定位上寻寻觅觅，不断尝试着如何吸引更多的读者。 　　1996年到1999年，杂志曾尝试不再把报道教育的范围限制在学校教育，而是邀请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撰写相关的文章，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讨论问题，强调刊物每期的主题，例如：人的权威问题等等。许多读者会因为被某一主题所吸引而购买杂志，发行量一度大大提高。皮瑞卡先生当时正是受这种办刊方式的吸引而进入杂志社的。但在办刊过程中，他们又发现不谈教育主题不行，过多地偏离了教育也不行，毕竟教育杂志最大的读者群在教育界。为此，杂志在读者定位上稍稍调整，做了折中：即杂志每期只做5至6页的学者专访，但放到封面、首页等突出的位置。后来编者又感觉到，这些专访做的多是小教育的话题，条位、形式过于突出，给人名不副实的感觉。于是把学者专访往后移几页，以找到读者与编者之间的平衡。 　　皮瑞卡先生谈到，2003年1月，杂志的版样将再度发生变化。封面字改为哥特字体，强调醒目，吸引读者。9月，他们还将尝试在刊物中增加附页，内容为教师对家长作出的忠告，以此增加对家长的吸引力，同时又不放弃教师这个基本的读者群体。据皮瑞卡先生介绍，自创刊以来，杂志始终这样，每10年左右，都将进行一次较大的变革，来适应读者和市场，寻找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看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经受着同样的挑战与考验。告别之际，中国教育报总编辑、中国教育新闻考察团团长赵书生与法国教育世界杂志总编皮瑞卡的手握在了一起，并诙谐地感叹：“大西洋的海水都是咸的！”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28日第4版

心诚则灵

法国中学校长的录用与管理

教育部每年根据空缺或新增岗位需要颁布录用中学校长的考试办法，年满30岁，实际任职5年以上的A类公务员有资格报名(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可放宽要求)。 　　考试包括预选和正式考试两部分。预选为呈交文凭与职称、曾任职学校或其它部门的情况、任职经历、申请动机、学区长或其他主管首长的意见。正式考试由15分钟的自我陈述及与评委45分钟的对话组成，旨在了解申报者的业务知识、能力、动机和交流能力。 　　申报者通过考试后，将有两年的实习期。实习期满后教育部的人事部门根据学区长的意见决定是否对其正式录用。 　　晋升的推荐及审查标准：胜任职务并体现出工作质量；积极、开拓性地领导学校尤其是落后学校战胜困难，走向成功。此外，资历、各岗位间的平衡以及学校发展的需要也在考虑之中。 　　校长的权责主要有：保证国民教育原则和价值的实现；代表国家在学区长和学区督学领导下，执行国家教育政策，使学校的人、财物资源得到最优化的使用；领导制订本学校的发展计划；在校内创造条件，使学生过有责任的校内生活；与地方部门协商解决学校运行所必需的物资与财力、学校财产和人员的安全环境；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界的合作关系，提高教育质量(职业中学这一点尤为重要)；配合教育督学做好对学校教学的评估，提高教师的能力等。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31日第4版

心诚则灵

中国教育新闻考察团欧洲见闻②

推开德国中学教育的一扇窗

——访马琳塔文理中学

本报记者　许丰

10月21日，雨。德国汉堡州。 　　这是我们进入德国的第一站。 　　对德国人严谨、守时，甚至古板早有耳闻的我们，尽管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出发，可被堵在一眼看不到头的汽车长龙中，心还是忐忑不安。 　　9点半，当我们准时站在马琳塔文理中学教学楼的门厅，望着抱着书本、啃着三明治匆匆而过的学生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声清脆的“你好！”把我们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只见一位个子高挑儿的女士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正朝我们微笑着。她自我介绍说叫乌多·托兹克，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你好！”“你好！”一句中文里最简单的问候，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同时接待我们的还有一位汉堡州教育与体育部的官员。 　　把汉语作为第一外国语的学校 　　不用主人介绍，从会议室墙上悬挂的中国书画中，我们就知道自己早已不是他们接待的第一拨儿中国客人。 　　果然，这所学校不仅接收中国孩子就读，而且即将与中国进行一项长期的合作项目——开设汉德双语课程。把中文作为第一外国语，别说在汉堡州是从未有过的，就是在全德国境内，这也是件新鲜事。乌多·托兹克女士说，开设这门课程的原因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德国学习或工作，他们的子女势必要在当地入学，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有的只念几年，有的要一直念到大学。为了让中国的孩子能更快地适应新的生活，也为了让德国孩子能对遥远的中国，对陌生而又神秘的中国文化有多一些了解，从而增进中德学生对对方国家文化的理解，在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9月20日，一份中德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备忘录在汉堡州正式签署。 　　按照协议，马琳塔文理中学将于2003/2004学年开始在5年级(相当于我们的初一)试办汉语和德语双语课程，由中德教师共同商讨教学计划和授课，并且作为学生毕业考试的内容之一。中方将选派一名持有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能熟练掌握德语或英语，能与德国同事、学生及家长进行交流的教师前往该校任教，并且接受汉堡州政府及学校的监督。中国教育部承担必要的教科书、教学辅助资料的费用以及中文教师的工资、旅费、住宿和医疗保险等费用。汉堡州教育与体育部不仅要为中国教师提供所有与工作和生活有关的必要支持，而且要及时向中国教育部通报双语教学的进展情况。 　　双方还商定，成立一个常设的专家小组，充分探讨跨文化和双元文化的可能性，不定期地为参加双语教学的教师举办语言训练班，中国教育部还将视情况为学校增派教师或派遣短期专家。 　　尽管“汉德双语课程”要到明年才能启动，但在马琳塔文理中学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师生们学习中文的热情。在这里，我们不仅见到了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孩子，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会用中文说：“你好！”“欢迎！”“再见！”在一间教室门前，老师用肢体语言告诉我们：请稍等一会儿，里面还没有准备好。5分钟后，门打开了，女教师拉开指挥唱歌的架势，非常得意地带领学生说了一段话，尽管听不清每个音，但大体意思还是能明白的，他们是在用中文说欢迎大家的到来，希望在这里过得愉快。原来，他们刚才是在做“演出”前最后的排练。 　　尽早分流因材施教 　　德国的文理中学就相当于我们的重点中学。德国实行小学后分流制，学生经过4年的小学学习以后，要分流到三类教育目标不同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我们所到的马琳塔文理中学就属于第三类，实施5至13年级的教育。这种纵向三分流的中学教育是德国本届政府竭力推行的，其目的是尽早把学生按成绩分开，因材施教，是一种典型的“天资论”的教育形式。 　　主体中学毕业生主要是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实科中学毕业生有资格进入各种全日制职业学校，成为中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只有文理中学毕业生才有资格到高等院校深造，将来有更多机会进入主流社会。三种不同形式的中学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而且规定了不同的入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也不尽相同。学生进校后有两年的观察阶段，届时学生将受到很好的引导，观察期结束后，教师会根据学生的成绩、各科教师的评语，讨论每个学生的发展趋势。原则上讲，学生可以在三类学校中自由转换，但前提条件各个州不太一样，有的州需要经过各科教师评定成绩，有的则必须经过考试等。另外，还有一种混合形式的学校，即综合中学，它是由上述三类学校通过简单综合的合作方式形成的。德国记分制为1至6分，1分为优，2分为良，3分为中，4分为及格，5分为不及格，6分为差。进入文理中学的学生必须达到4分，德语、英语、数学三科成绩最重要，若想顺利进入大学，三门主科成绩都要达到2分。 　　主体中学开设的课程有：德语、数学、英语、自然科学(生物、化学、物理)、社会科学(历史、地理、政治)、劳动(技术、经济、家政)、音乐、艺术和纺织艺术加工、体育、宗教课。7至9(或10)年级的数学和英语两门主课要根据学生的成绩及爱好分为基础班和提高班，每年变化调整一次。初中阶段结束时一般没有毕业考试，毕业时，三门主科的成绩评定依据每门课每学年的6至8次闭卷课堂书面作业成绩，其它课程的成绩是通过平时的课堂提问和小测验评定出来的。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够拿到毕业证书。无论有无毕业证书，学生均可以参加“双元制”职业教育。 　　实科中学前两年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与主体中学相同，7至8年级开始有义务选修课，选修第二外语或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9至10年级开设重点选修课，如外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教育、技术或信息学、音乐和艺术体育等。实科中学与主体中学开设的课程虽然基本相同，但使用的教科书不同，教材内容更广泛，也深得多。 　　文理中学的第一阶段开设的课程与实科和主体中学的基本相同，但学生至少要掌握两门外语，约有1/4的学生学习了第三门外语。不能升入文理中学高年级的学生，将取得与实科中学毕业同等学历。文理中学的学生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淘汰率约为20%。文理中学高中阶段分为语言、社会科学和数学三大专业类。12和13年级为深造和提高阶段，这两年的学习成绩要记入中学毕业总成绩。 　　我们在马琳塔文理中学看到，德国学校实行半日制，学生最晚到下午3点就没事回家了，学生每天上6至8节课，低年级学生回家后有大约1个小时的作业量，高年级学生会多一些。据说德国中学是世界上课时最少的中学之一，每年只有800小时，而法国是1040小时，西班牙是1300小时。近几年，实行全日制上课，将13年学制缩短至12年，已成为德国基础教育改革最热门的话题，有的州已经开始试行。 　　据主人介绍“教育管理多中心”和“多样化中的统一”是德国教育管理的指导思想。按照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德国16个州享有文化教育自治和自主权，主管各类学校教育。各州在《基本法》的范围内独立管理其学校教育事业，颁布专门的法规，包括各级学校的设立、维护和发展；师资的培训和进修；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学生在学校中的地位等，由此导致德国各州的学校教育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所有类型的学校都不收学费和书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纳税人已按规定交了税，因此，培养下一代就理所应当是国家的事情了。(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3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