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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读完硕士学位，正赶上美国经济不景气。虽然同期毕业生中找到工作的还是大有人在，但他们基本上是白人。咱们本来就是亚裔少数民族，又是外国人，自己学的又是不热门的工程物理，找工作比 登天还难。一翻开报纸的就业栏，没有一个公司要物理毕业生。老美学物理，在公司里大学里找不到工作起码还可以到政府或军队里试试。咱可就不行了。咱是老外，又是来自“共党”国家，让咱去搞核工程，人家就是放不下这颗心。 听说大城市机会多。我豁出去把家给搬到纽约去了，只盼快点谋个差事做。几个月下来，求职信发了上百封，还是没人要我。加上太太快要临产了，我更是焦急。找不到工作也得吃饭，坐吃山空。靠读硕士 时当助教省下的一点钱，眼看就快花光了。朋友们劝我继续读博士。我实际上早就拿到了两所大学的博士录取，有全额奖学金。可读完博士又怎么办？谁说过物理博士就一定比硕士好找工作？于是就只好继续找。 偶尔听一个朋友说他在“纽约时报”看到一个职业介绍所在招人。于是就托他找出那介绍所的电话号码。他在家费了半天劲，总算从垃圾袋底下一堆臭不可闻婴儿纸尿布中把那张半湿不干的报纸翻了出来。假如他家这袋垃圾被提前一天倒走的话，本人今生今世的自传就要彻底改写。 靠了那个电话号码，我与那家职业介绍所接上了头。介绍费由雇主出，我只要去应试。不久就有了一个面试机会。介绍所问我，有一家公立机构，想招一个懂计算机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我行不行。我说那 还用问，咱虽说拿的是物理硕士，可计算机也没少学，什么C,APL Fortran, M68000 Assembly,Lisp,Prolog, 都会。 两周后就安排了面试。那位考官一见面就说他是俄罗斯后裔。谈了大概十分钟，他就问我是否愿意搬家到中西部来，我说没问题，中部房租便宜，我对纽约昂贵的房租已恨透了。就这样，面试结束了。回到家欢天喜地。可仔细一想，人家只是问我是否愿意搬家到中西部,可并没说要给我一个“Offer”呀。空欢喜一场。 不料两天后那边打电话过来，说要给我一个在那边“Board of Education”当“Resource Scholar”(咨询学者)的职位。我连这个职位是干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家里快没米下锅了。有人给我碗饭吃，就管不了那碗里装的到底是什么饭了。况且那是个公立机构，不大骗人的。那时存折上已不剩一分钱了, 还欠了信用卡几千块钱债。路费是绝对没有的。我太太那时刚坐满月子不久。托人把两个月大的儿子带回国内交给爷爷奶奶养。为了挣足搬家路费，我太太拖着浮肿的腿去一家洗衣店打了一个星期的熨衣工，我到纽约乡下的一个中国餐馆里打了一星期的杂工。买了两张灰狗票，又给在国内的儿子买了一大箱婴儿奶粉邮回国，把家里一堆破烂家当捆捆丢掉。两个人各拎两个大皮箱就上路了。 在旅途中，我太太突然问我：人家最后到底说付你多少钱呀？这一下我可发了慌，忘记问了。心里忐忑不安地到了那边。一问，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一元年薪。我一听这个数字只当我耳朵出了毛病，硬是要那个人事处的把这个数字写下来。没错。对我这个在美国只拿过大学里每月600元助教津贴的穷光蛋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我国内的老爸老妈可是想都不敢想呵。在1990年，拿到这个工资就不错了。 上班头三天是新员工集训。那个培训官一开始就让我们自报姓名和职称。我听了几个人的自述背上就开始冒汗了。搞了半天我们这些都是到中学教书的。那什么“Board of Education”不就是我们国内的教育局吗。早在国内就对美国的中学生的顽皮，无赖，犯罪，吸毒，暴力有所闻。这下可惨了，我连英语都不大说的清楚，他们还不把我给杀了。怪不得人家给我这个工作。等到我介绍自己完毕，那培训官居然把我拉到了门外。这可真让我的慌了：是不是听我英语说的不好要赶我走？那培训官笑笑对我说：你进错了教室。他给了我另外一个教室号，我去那边一看，一报职称都是和我一样当“Resource Scholar”的新员工。终于搞清楚了，在这个头衔下做事并教书，而是要设计教学方向和内容，提供改革意见。我总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那个俄罗斯一定说了我不少好话，才使我免陷困境。后来据他说，他在纽约筛选了24位才决定录取我。他说他对中国人十分信任。看来地缘政治多少邦了我一点忙。 那个教育局由于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反种族隔离官司中胜诉，得到州里的巨额赔款。钱多的花不完。记得有一个教中文的老师用公款把全班带到中国玩了一个月。这在美国大学也是不可能的。我搞的是计算机教学系统设计。由于我平时都老老实实，干活比老美卖力得多，加上时不时给局里一点突破，又没有涉入老美的派别斗争，所以单位换了几次头，对我都没有什么影响。一九九一年，美国开始普及诺维尔(Novell)网络系统。我被送去培训。我苦读了几个月的书，搞通了网络的基本道理。就这样，我开始了我事业上的一个最大的转折：逐渐成为了一个网络工程师。 到了1993年，教育局由于巨额开销太多，那13亿赔款已花得所剩无几。只好故计重演，再次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不料十年风水轮回转。这回最高法院新上任了一位由布什提名的大法官（曾被“性骚扰”指 责闹得全国满城风雨）。他投了极其不利的一票。由于他这一票之差，决定了教育局彻底败诉。今后再也别指望那飞来之财了。这就意味着我搞的那个耗资九百万美元的大面积网络项目中途泡汤。而且全美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局能养得起我们这么多不教书的专业人员。 形势不妙，我得赶快溜。 这一次求职我可没有象上一次那么走运了。面试了不少次，都不大顺利。有一次面试官是位罗马利亚移民，英语比我还遭。她当下许我一个软件工程师的职位，还领我看了为我准备的办公室，大的可以在里 面打乒乓球。但到人事处一谈工资，比我正在做的工作还要少。只好作罢。好在美国经济已有所恢复，就业的机会不大紧张了，我又是骑马找马，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人家挑我，我也挑人家。那时美国在轰轰烈烈地普及局部网络。我决定重新包装履历表，专找网络方面的职位。发出了三份求职信后，马上就有了一个面试。那是一个社区学院在找信息技术部主任(Director of Information System)。刚刚面试完，又有一家公司打电话来要面试。不过那是一个网络管理员的职位。不久，两个单位都打电话来，说要下聘书。 这一下是由我来挑了。我自然是挑前一个。一来钱多一点，二来头衔也好听。可我太太却跟我意见相左，认为我这个人从国内到国外一直在吃公家饭。应该学会到公司里做事，以便增长工作经验。她说钱暂时少一点头衔低一点没关系，如果学会在私人企业里做事，那么就业的路子就又开阔一些。毕竟私人企业的数量远远超过公立事业机构的数量。我听了也觉得不无道理。便进了那家公司。 公司不大，只有几百人。跟在公家做事不同，私人公司一个萝卜一个坑，想混不大容易。那时的网络服务器远没有今天这样可靠。一天“当（down)”（停机）几次是家常便饭。服务器一“当”，少则几个 员工歇工等候，多则公司大部人员无事可做。老板就站背后，脸色铁青地看着我修。有的员工下班把笔记本电脑带回家，让小孩玩电子游戏，染上病毒。第二天再把电脑带回公司，一接上网，全公司计算机都生病。我这个网络管理员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头几个月日子很不好过。问题越来越多，就有些着急了。急中生智。想起了上中学时学过的“矛盾论”。于是就静下心来，按照毛主席说的那套法子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开始奏效。一年做下来，总算饭碗没丢。上司还给我配了两个助手。两年半后，居然“提干”了，当了个小头。 一转眼网络革命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一九九六年秋，美国人民开始一窝蜂地往互联网上冲。一个接一个的互联网公司象雨后春笋般地成立。我有些按捺不住，只盼着也能搭上互联网的顺风车。不久，机会 来了。一个媒体公司在报纸上大作广告，招募各类互联网人员，大肆开发互联网。我马上就寄去封求职信。第二天就有人打给我电话，说收到了我的材料，问我能否马上去“谈谈”。我都没有回家换西装，就去了。心想反正是谈谈，又不是正式面试，不必一本正经地。那也确实是谈谈。那人是个意大利后裔，还没完全忘记意大利话。他只问了我几个无关大局的问题。然后就把他的互联网计划跟我和盘托出。我也忘了是来求职的，就跟他指手划脚地吹了起来。还把他的系统设置从头到尾大批一顿。两星期后，这人就成了我的新老板。我的新头衔是互联网系统主管。上班的第一天，我明白了我在面谈那天对他们现有系统确实没有批错。因为他们那几台WWW伺服器，都严重超负荷，到了快要冒烟的地步。而且也没有安置网络防火墙。我立即打报告更新设备，加强网络安全，制订操作规程，拟订开发计划。 这么一搞，公司里大大小小的头目们很快就把我这个新上任的中国人当一回事了。公司有大约七千员工。总部在纽约。在北京和香港都有分部。虽然我老板对互联网深信不疑，但公司总裁却不那么热衷。直 到一九九八年，美国的互联网已经发疯了。这时公司董事会才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把总裁给炒了。然后决定投资巨款成立一个独立于各个分公司之外的新互联网公司。我大学毕业时工作是组织分配的。那时我曾想，这一辈子就只这一次。一九九九年初，我第二次“服从组织分配”加入了公司耗资二千二百万元成立的这个新互联网公司，头衔为网络管理主任，下设两个小组。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今年三月，网络股一泄千丈。好在我公司并没有靠原始股赖以为生，也没有把钱统统烧光。所以大家还吃饭穿衣过日子。美国人已经从互联网的梦中醒来。今后的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了。 我该走什么路呢？我决定继续走网络这条路，不过要更上一层楼。 我把眼光投向了那些美国第一流的网络技术公司。如果说我在美国第一次找工作只是为了找个饭碗的话，那么我后来则是找事业。今年五月，在通过三次大规模面试与重重审查后，我进入了一个拥有八万员 工，享誉美国企业一百强的一家通讯公司。职称为高级技术项目主管(Principal Program Manager,Technology)，专事下一代通讯网络安全。我深信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回顾我在国外的求职经历，表面上看我是比较幸运的人群中间的一员。实际上各种不利因素和挫折也从未离我远去。我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从小体弱多病，插队落户三年。父母在文革中都被批斗 关押过。但我从未丧失理想和追求。我当过团委副书记，插队时还当过劳动模范，知情代表，科技普及骨干。插队的第一年我分到了九十元人民币。我拿出七十六元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搭个地震棚，晚上躲在被窝里学“英语九百句”。七七级考上大学，学的是物理。我出国时已三十有余。那时国内在放映一部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片里主人公一句“三十岁生活刚刚开始”打动了我。我决定从零开始，走向新的世界。在国外拼搏挣扎奋斗，靠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插队落户时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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